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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楼前德国克虏伯炮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
德国克虏伯炮的标尺刻度
寸炮铭文
镇海楼前的英寸炮
博物馆寻找珍本
凡城必有城防。 火药发明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只要有城防，就一定有炮。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炮越来越大，越来越远。 这些火器曾经是士兵的生命系统； 到了今天，成了回忆往事的契机。
中国火器的大发展应该说是从宋代开始的。 原人民以武力开辟边界，是军事立国，火器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直到明末清初，中国火器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从后期到清代，西方火器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但中国不仅原地踏步，而且有后退之嫌，于是开始大量引进和仿制西方火器。 这些在历次战争中，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广州副研究员陈鸿钧是广东金石方面的专家。 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经常去镇海楼前露天摆放的明清老山，有时量尺寸，有时拍照。 这些记录了广州城防历史的大炮，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宝物。
今天博物馆的藏品
是曾经的广州城防所
广州博物馆所在的镇海楼，昔日是广州城北之巅，兵家必争之地，镇海楼后的蟠龙冈有四方炮台遗址。 炮台建于清顺治十年( 1653年)，鸦片战争时曾一度被英军作为指挥部占领。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大佬在牛栏冈大败英军，随后包围了四方炮台。 这里是见证抵抗对外侵略风云的地方。 大楼前的几十门明清枪炮集中来自广州各地的古炮台、遗址，时间久远，大多已锈迹斑斑。 许多炮口用水泥等材料封住。
这里有三通明代的枪。 陈鸿钧说，其中两个铸造于崇祯十七年( 1644年)，另一个铸造于南明永历四年( 1650年)，身体漂亮，制作良好，都铸有铭文。 从铭文可以看出，前两炮都是当年农历九月铸造的。 这一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投靠北京煤矿。 但是，炮上的铭文还在供奉明朔。 铸炮总负责人晏清是广东布政使(几乎相当于后代省长)，广西人，明室死后，曾与广西瞿式耜一起拥立桂王朱由篱监国肇庆。 朱由楹也就是后来的永历帝。 1650年1月，永历帝朱由椁听说清军陷入韶关、南雄，从肇庆迁往广西梧州。 1月底，清兵再次沦陷英德、清远、从化等州县，2月，进入广州，与两广总督杜永指挥守城作战数月未果，11月2日沦陷广州城。
三门炮中，崇祯年间的枪身高约260厘米，口径约10厘米。 南明炮身高191厘米，口径7厘米。 都是根据从欧洲进口的火炮仿制的“赤夷型”火炮。 炮身铭文中的“钦命总督两广部院杜”是杜永和。 他原是清广东提督李成栋的副将，1648年随李成栋在广州翻身回明朝。 李成栋1649年在赣州殉国后，杜永和后任两广总督驻扎广州。 广州城陷落，杜率大小船只撤离一千多艘出海。 “广东省总镇宫保府范”是总兵范承恩，广州城被俘。 “督造参将肖”是副将肖启，广州城陷落被杀。
从明初到中期
火炮从引线到复制
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广州的城防炮要仿制洋炮？ 中国的自产火炮和欧洲火炮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
众所周知，中国人发明的火药配方，通过多种渠道传到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引起了军事机器、技术、战法的革命性变革。 但火器生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对冶金、铸造等诸多方面的技术要求也很高。 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地区的技术人员和巧匠，为火器的发展和改良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一些改进后的西域火器也在中国逆向传播。 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 在决定宋元五十多年战争去向的襄阳战役中，元军使用了这种火器，被称为“西域回旋炮”，也被称为襄阳炮。 明兴之后，明成祖朱棣远征，通过交趾，获得了“神机枪炮”之法，并于永乐八年( 1410年)设立了神机营。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火器装备的军事单位，比西班牙在16世纪初创立的欧洲第一个火炮兵还要早一个世纪。
但是到了明中叶，西方人的火器再也不能透露军队一点也不慢了，即使是实战，明军也不能深深地用力了。 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仿制活动。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明军都是启动这个重大项目的主要推动者。 当时任广东按察使的徽州人汪鋐，和他最重要的情报官何儒，被誉为世界军事谍报史上的高手，同时也有着许多人所没有的开放眼光。
1520年的一天，东莞县白沙巡察何儒，用“抽查”(对进口货物提取实物税)的方式登上葡萄牙船。 在这艘船上，他不小心遇到了杨三、戴明等几个中国人。 闲谈中发现，他们住在葡萄牙，熟悉西式造船、铸炮和火药的方法。 他顺手把这个信息报告给汪鋐。 汪鋐当时正集中精力准备对付进驻屯门地区(明代属广东省东莞县，今北至今深圳南山区，南至香港九龙半岛沿岸大部分范围，包括前湾、后湾、伶仃洋等)的葡萄牙人。 1514年葡萄牙人入侵屯门岛假装通商，经过实际摸底抢劫后，他们已经在这里依赖了六年，后援也络绎不绝。
1521年3月，汪鋐率军展开驱逐行动。 6月包围了葡萄牙人的据点，但在对方凶猛的火力和适当的战术下大败。 他果断地改变了战略战术，同时告诉何儒，以获取“佛郎机”(葡萄牙)人的火器技术情报为目标。
明代火炮技术影响清代
很遗憾没有系统地继承下来
明人严在简《殊域周咨录》中写道：“(何儒) (与杨三等潜通话，敕令向化，重赏财富。 后来，他很高兴，答应当晚哪一个儒生坐船上岸。 审查是真实的，然后，就像公式一样让其制造。 ”。 也就是说，何儒通过杨三等人获得了葡萄牙火器、船制造的技术信息，开始有系统地装备军队。 很快，复印的《佛郎机枪》和《蜈蚣船》被大量编辑。
那年秋天，整装待发的明军带着先进的武器装备，乘坐了一艘动作敏捷的百桨轻舟，即一艘制作类似郎机长技术的小蜈蚣船，破浪而来，大败葡萄牙人。 剩下人的3艘蜈蚣船，在晚上慌张地向恐怖主义的方向逃跑。 第二年9月，葡萄牙领导人贝杜尔率领其所属部试图抢劫新会县的茜草湾。 汪鋐迅速出击，俘虏2艘葡萄牙船，俘虏葡兵42人，斩杀30余人，缴获洋炮数门，生擒别都卢。 这两场战争是中国军队正面对抗欧洲军队取得的最早胜利，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们大大减缓了西方列强占领东南沿海地区的步伐。
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杨三等人后来作为技术骨干东渡中国南北各地，指导建造西式火炮。 遗憾的是，西式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方法，特别是铸造技术等没有系统地流传，中国的工匠虽然可以按公式制作，但毕竟按图制作，也有很多欠缺。 经过一代又一代匠人的传承，越来越多的技术细节流失，炮制工艺也在下降。 有研究人员表示，万历( 1563-1620年)以前，明代兵器生产部门的仿制工作还很有成效，很有创新性。 但是，万历以后，徘徊了很长时间。
陈鸿钧指出，万历末赤夷大炮从荷兰传入，“重者达三千斤，破洞石城，震数十里”。 这些“赤夷炮”仍然是前置滑腔炮，口径大、管壁厚、身长，瞄准、调角、移动比传统火炮有很大改进，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 特别是在制造过程中，以口径为基数，确定了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数据，为火炮的制造提供了科学依据，它们很快就取代了我国传统的铜炮，成为装备军队的主要重型火炮。 相关制造技术也深深影响了清前期的火器制造业。 到康熙时，火器制造的规模、质量、技术都达到了顶峰。 清中期以后，火器的发展逐渐停止，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又大量制造火器，但结构仍沿用祖制，性能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的制造。 所以晚清政府进口了很多英国、德国的先进炮。 如今，镇海楼前的德国克虏伯炮和英国阿姆斯特朗炮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 (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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