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伙伴玩家都不太清楚天马骆驼成为汉唐文化符号的共同原因，骆驼是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那么今天解雕侠小编给大家带来一篇 相关的文章，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有所收获，最后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敦煌悬泉汉简的记载和河西出土文物揭示了汉代重视天马而轻视骆驼的原因。 汉代张然通西域后，骆驼逐渐引入汉地。 它作为外来的“奇畜”并不陌生，熟悉，也缺乏相应的精致造型的艺术品。 与唐代出现的大量骆驼文物相比，汉代骆驼的文物寥寥无几，使得汉代人幻想中的天马成为真正的外来引种，取代真正的骆驼成为充满想象力的神奇动物。 可见，汉代丝绸之路的真正标志应该是天马而不是骆驼。
骆驼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标志和运输标志，长期刻在人们的脑海里，骆驼的钟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大景观(图1 )。 但在研究敦煌悬泉出土的汉简后，结合河西走廊武威等地出土的汉代天马文物，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汉代丝绸之路的许多标志不是骆驼，而是马，两千多年前的实际情况与现代人的想象有所不同。
[图1 ]丝路骆驼风景(汉代的象征) )。
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北方的？ 仍然是讨论和未解决的问题。 据说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了属于商周期双峰骆驼的上臼齿，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前人狩猎的猎物。 翻阅先秦文献，《战国策》在战国时期有“赵、代良马檠必结外厩果”的记载，指中原以北的燕赵有骆驼，推测很可能在距今3500年前进入中国境内。 但动物考古学家见到的第一具完整的骆驼骨架是陕西平陵丛葬坑出土的33具遗骸，平陵还发现双峰骆驼木雕像，为西汉晚期。 实际上，汉代及以前的骆驼主要归草原牧民所有，由于西域、中亚的商业活动规模有限，中原的骆驼题材艺术品很少，还没有隋唐那么广泛普及。 从商周开始马的应用非常广泛，特别是以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题材成为艺术表现的重点。 所以，马和骆驼的“混搭”成为了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真正的天马
在古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农用畜力，军马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 因此，历代王朝都很重视马匹的繁殖和普及，秦国能一统天下，灭六国，来自西戎的军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承秦制，中央朝廷非常重视养马、养马，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旧仪》等记载，“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鳌？马、辂转、大厩也、马万匹”。 太仆掌管的部下不仅包括大厩、未央、家马三令，还包括车府、道转、骑马、马四令丞。 可见，管理马轿子的制度非常完善。 特别是《汉书张骞传》中记载：“起初，天子发文《易》，云有‘神马当从西北来’的记载。 乌孙马真好啊。 名字叫“天马”。 而后得汗马，愈发强壮，将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如马曰“天马””。 汉武帝看到汗血宝马后，亲自制作了《天马之歌》赞之，传遍全国。
天马是乌孙(伊犁河流域)、大宛(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康居(撒马尔罕)等西域、中亚地区的特产，游牧民族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他们的草原马。 对于他们难以饲养的马，不仅是为了反抗北方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军事目的，也因为许多王族贵族和官僚豪族需要马，对汉人有非常迫切的需求。 汉族出口丝绸、粗纺、粮食和其他奢侈品，都与进口马密切相关。 马和丝绸的价格比，或者供求的变动，都来自于经济变化和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图2 )。
〔图2:1〕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马
(图2 )2)土木车轮车从甘肃武威汉墓开出
汉景帝时期，朝廷开始设苑养马，但主要在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还不包括河西走廊。 汉武帝时，河西各地设立苑鉴牧养马。 一匹马每天吃一斗五升粟，这是一笔不小的粮食消耗。 公元前138年，汉代的张槊通往西域后，进口的苜蓿，是用来喂养巨大的马和畜群的。 《史记大宛传》中记载：“大宛国的时候，马喜欢吃苜蓿。 汉让张诺亲自动手，天子就开始种苜蓿、葡萄。” 为什么重视苜蓿的引进栽培？ 是为了养良马。 “天马饰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的诗句也表明，从来中原汉族人不知道用苜蓿喂良马。
〔图3〕西安汉墓出土陶马
据敦煌悬泉汉简记载，作为丝绸之路上一系列驿站(平望站、甘井站、临泉站、万年站、殡贫站等)的驿站，“置”的附属机关“厩”是必不可少的专业职责。 特别是“马”的记载非常详细。 因为传马(驿马)承担着大宗物资的运输
举几个例子：
1 .建始二年(前31 )三月《传马名籍》 :“传马一头，豕、牡、左剽、决两鼻双耳数，牙十九岁，高五尺九寸……”“传马一头，赤骥、牡、左剽、牙八岁，高五尺八寸，高
2 .“建昭元年(前38 )八月丙寅朔戊、悬泉厩佐欣敢之(为书)为传马一匹驳，牡、左剽、牙九岁，高五尺九寸，名曰鸿。 得了肺，咳嗽出睾丸，吃不完饭。 也就是说，和吝啬的丈夫在一起，进行杂诊。 马病中肺，咳嗽出睾丸。 审查并证明这一点，它像是为书。 我敢说”。 该病马死亡查证结果文件包括传马毛色、公母、马印、恒牙、身高、姓名、病情、病情等，以及就诊者的职务、姓名和结论。
3 .“元平元年(前74 )十一月己酉，诏使甘迎天马敦煌郡。 为了一乘之传，载一人。 御史大夫广明降右扶风，以次为驾，为舍传舍，如律令”。 据该文献记载，朝廷奉敕命派甘延寿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到敦煌郡迎接“天马”。 汉朝遣使有钱购买良种被杀后，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 )，朝廷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大征伐，得到血马后，西域一震，各国恐惧服下，大宛国不仅派遣阳子入汉
通过对上述出土文物的调阅，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汉朝对马的爱好和追求，无论是记录马的状态，还是治马的病，还是派官吏去迎接天马，都是非常细致入微的。 马的日常使用、常态护理、检查取证、管理责任都很清晰，绝不含糊。 据第一手史料记载，饲养马匹难度大，饲养成本高，加上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大宛天马从牧场来到河西走廊和长安王立苑鉴非常不容易。
根据悬泉置出土的诏书、律令和司法文书，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一个“界中”，不可分割。 虽然武威没有发现很多类似悬泉置内容的简单文件，但武威与敦煌悬泉置属于同类运营系统。 据汉简里程文书记载，悬泉距离武威约700公里左右。 了解了悬泉置文书对马的记载，武威也就明白了对马的重视。
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名为“天马”(图四)，后人视马蹄下的飞鸟为飞燕、云雀、鹰隼的原型，也是对马的讴歌赞美，反映人们对天马的向往。 考古简报显示，雷台将军墓出土的99件文物包括马39、俑者45、车厢14、牛1，结合厩、食厦、场院建设环境，反映出武威当地达官贵人生前追求的生活写照尤其是独立铜奔马，奔跑敏捷、展翅高飞的鹞鹰，更是引起了不少猜测，其艺术造型更是举世公认。 笔者认为，这匹铜奔马应该是现实的。 但不局限于墓主游礼的场面，既要注重匠人模拟鹞鹰掠过马蹄的草原元素，也要注重汉代从天子到天子再到民间狩猎骑行的社会背景。 可以说，张珲通往西域后，天马行空的风气十分盛行，正是丝绸之路打开了汉族外来世界的眼界，才有了这样一匹踏着云飞仙境的“天马”
〔图四〕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奔马
〔图5:1〕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钱汗血宝马
〔图5:2〕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仪仗马队
〔图5:3〕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制骑马武者俑
〔图5:4〕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骑马铜俑
〔图6〕大云山汉墓出土天马
〔图7〕甘肃武威出土魏晋灰陶奔马
〔图八〕甘肃武威出土魏晋灰陶马踩鹰
2010年，武威市考古所在武威市职业学院院内西南角挖掘出魏晋时期的灰陶奔马，发现长59厘米，高46厘米，马踩鹰隼长24厘米。 宽20.5厘米。 这种“马踏鹰隼”的外形与雷台出来的铜奔马，即所谓的“马踏飞燕”基本相同。 (图7、图8 )鹰隼还是燕雀尚需推敲，但天马有鞍。 这一变化表明当时人们追求天马的心态已由神话幻想进入真实状态。 因此，天马不仅是现代中国旅游业的标志，更应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标志。
二印象骆驼
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在古代伊朗宫殿建筑波斯波利斯的巨大台阶上的浮雕上，雕刻着脖子上系着铃铛的双峰骆驼。 据说这是一种来自巴克利亚的骆驼，当时中亚人向波斯国王进贡时使用双峰骆驼运输。 骆驼在中亚粟特人眼中一直是神祗式的动物，被奉为军神。 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藏着公元7世纪的粟特镰金胡瓶，上面有粟特军神——的带翼骆驼雕像。
《魏书西域传》年粟特附近的城市“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代一万二千六百里。 正平元年，遣使献上了一峰黑檠”。 迷密城现在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的南喷赤干遗迹。 黑骆驼是当时珍贵的动物，所以成了贡品。 魏晋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中亚关系史的治史者很重视这一史料，其实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记载了西域、中亚贡品骆驼的珍贵。
据悬泉汉简介绍，骆驼的记述非常简单，远不及马的详细记录。 但也记载了疏勒、鄯善、莎车、乌孙、康居、大宛诸国对骆驼的贡献过程。
最有名的《康居王使者册》 (图9 )，约300字，讲述康居王使者杨伯刀等和苏薮王使者姑墨等五人从敦煌入境后，为骆驼做出的贡献。 评估奉献的骆驼时，与牯牡、毛色、胖瘦、牙齿、价值等有关，但在酒泉评估骆驼时遇到了麻烦。 “今杨伯刀等为王献橐入关，街巷不可食。 酒泉、酒泉太守一人和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看进贡檠。 婆婆为王献上一只白牡檠，两只牝，以为黄。 而杨伯刀等肥了佚，以为瘦了，不真实，不公平”。 康居使者贡献的骆驼不仅肥，还是珍贵的白色骆驼，但评价被定为黄瘦，向朝廷提起诉讼。 虽然此案的最后审理结果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骆驼今天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泽拉夫河流域。
〔图9〕甘肃省文物考古所藏敦煌悬泉出土西汉《康居王使者册》木简
(图) 〕 1987年宁夏彭阳县出土春秋战国骆驼纹铜饰牌
2 .“大宛贵人乌摩西给他一头、黄、乘、须双耳、经一丈、死县(悬)泉置……”
3 .“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人，枔佗六头献上，阳赐记(a )”。
4.“守府卒，安远侯遣比胥健……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 名藉(籍)畜财( a )”。
类似的记录还有其他几个。 有康居王、疏勒王子等派遣的使者，还有来自目前尚不清楚的“比胥健”国的使者，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贵人。 既有一二只越境的少量记录，也有一次带着25只骆驼进入玉门关的简单书籍。 一般来说，贡品的种类、质量和数量都要有记录，现存的所有简章大部分都是有特殊情况记载的。 例如，即使疏勒王子的贡献，运送三只骆驼也会中途疲惫不堪。 大宛国贵人献上的骆驼意外死于悬泉。 乌孙、莎车使节来进贡的六只骆驼一直没来。 这些简牍的内容虽然不如马的管理那么详细，但其真实性使人们了解到，在西域国家的入贡活动中，搬运骆驼也是非常困难的。
西域、中亚许多使节往来都有骆驼。 这些骆驼不能对长安和京师地区做出贡献。 很有可能被当场饲养。 悬泉汉简中有一段简单的记载：“遣骏轩苑鉴侍郎古成昌在敕书中送走了驴和橐。” 这个文件是朝廷派遣的“苑鉴侍郎”古成昌向指定地点骏轩(今永昌县)送驴和骆驼的记录。 苑鉴侍郎是朝廷派遣到边疆牧苑工作的官员，牧苑饲养的不仅有马，还有驴和骆驼。 根据汉代养马的严格规定，草不能过满、登船过多、谷物过多。 如果死亡了，就必须追究责任。 对不习惯养骆驼的苑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汉武帝《轮台诏》上溯汉伐大旺国，说：“汉军破城，食虽多，然士自载实达不到师，强者尽畜，媒体道死千人。 朕发酒泉驴、橐驼负膳，出玉门迎军。 ”据了解，远征大目的地的汉军在军粮短缺的情况下，曾宰杀过包括军队骆驼在内的畜产品，汉朝凯旋归来的军队也将驴和骆驼作为“负食”的安排供应。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由于适合长途运输，能够承担大规模贸易的重任，骆驼开始使用。 如果阿拉伯地区最早使用的是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那么公元前11世纪，双峰骆驼将在中亚游牧民族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目前对于双峰骆驼用于商务旅行的最早时间仍存在分歧。 欧亚大陆腹地辽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中亚国家来说骆驼随时随地稳定、就近补给水和食物，有利于队商负重贸易和军队后方补给，可以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进行长期漫长而遥远的运输。
骆驼的使用和环境适应反映了游牧民族和定居者的不同需求。 河西走廊到长安段的中原汉人不需要骆驼。 由于汉代丝绸之路长期以来往往不是长距离的直接贸易交换，而是运输贸易，河西走廊不需要耐力长的骆驼。 因此，中原内地人对骆驼的认识，始于西汉张然通西域之时。 骆驼虽然还不是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角，但它们却纷纷“供奉”外来骆驼，给人们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三文物标识
现代人的浪漫想象：西汉时期与西域诸国的经济往来，主要依靠骆驼商队。 往返于西域的商人们，骑着骆驼成群，根据骆驼沿着道路留下的粪便来识别路线，越过了四面广阔的流沙。 当时，人们主要带着大夏双峰骆驼，在发达顺畅的丝绸之路上进行商品贸易交流，这大概是丰富的幻想和无证据的演绎。
令人怀疑的是，据史书记载，汉代人一直在寻找西域的“天马”(汗血宝马)，却从未寻找过所谓的“沙漠之舟”骆驼。 据陆贾《新语道基》记载：“夫驴、骡马、骆駞、犀、象、玮、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蓄水藏，择地而居。 ”将骆驼放入各种外来物品中，证明当时的人还是把骆驼作为传入中国的外来动物。 桓幅《盐铁论崇礼》云：“骡驴骆驼，北狄常畜也。 中国新鲜，外国便宜。 ”更清楚地说明汉代的中国人对骆驼的看法还很少，很新鲜。
我们长期观察汉代考古出土的马形陶俑、石刻和其他文物种类，收集了许多马形文物的照片。 据了解，画像石、砖石中有许多骆马形态，但骆驼较少出现。 这当然并不是说汉族人只喜欢快马，不喜欢稳扎稳打的骆驼，这也间接证明了汉族人对骆驼的生疏、陌生，而汉族人对天马良骥的追求，实际上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
人地关系是人类通过自然地理、万物土生土长认识世界的重要命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物也依赖一方水土。 西域中亚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天马，也造就了不同于两河流域单峰骆驼的中亚双峰骆驼。 高山的牧地和广阔的草场得天独厚地饲养牲畜。 《汉书乌孙传》说“不种田，赶牲畜和水草”，贵人有钱有马“四五千匹”。 只是张珲通过西域后，带来了引进良种的热潮，在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献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随着汉代中西交通的开辟，河西地区进口的骆驼也越来越多，但在内地尚属少见，故《史记匈奴列传》被称为“奇畜”。 骆驼不同于中原家畜在沙漠中的形象、运输优势和游牧经济生活的作用，受到汉族人的重视，骆驼题材的造型艺术也逐渐开始出现。
首先，在汉代雕塑中，骆驼形状的陶俑达到毛麟角，表明陪葬物品未将骆驼列入必填名单。 但西安沙坡(村里出土的西汉晚期彩绘骆驼雕像，整体造型非常高大，高74厘米，长93厘米，且写实生动，表情恬静，十分罕见(图11:1，2 )。 2015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牡丹钟上的金骆驼钩(图11:3 )，是西汉末年骆驼进入中原后的反映，是当时王公贵族罕见的喜爱骆驼的艺术见证。
〔图11:1〕1982年西安南郊沙坡出土西汉灰陶立骆驼
[图11:2〕1982年西安南郊沙坡出土西汉灰陶大骆驼(同墓另一座)
图11:3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牡丹钟镰金骆驼钩
〔图12〕山东济南长清县孝堂山石祠汉代画像拓本
其次，在汉代画像石创作中，河南南阳、山东长清、沂南、江苏徐州、洪泗、四川新都、陕北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均有骆驼形象，描写稚嫩，有的骆驼四肢纤细如马。 有些鬃毛四散低着头。 骆驼往往单独出现或混杂在其他动物中，在数量上没有成群的优势，往往与大象和野蛮人一起带走。 (图12和图13 )。 也有人认为骆驼作为西域之兽和西域神兽之象共同旅行，反映了西洋昆仑王母向大地的引路场景，属于西洋升仙信仰。 有人认为，这些艺术形象反映了胡汉战争、西域开拓、佛教传入、浸染胡风等带来的异域文化。
〔图13〕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汉画石拓本
[图14〕陕北神木大保当汉墓图片石门栏
〔图15:1〕陕北绥德东汉墓墓门
〔图15:2〕陕北绥德东汉画像石
〔图16〕成都新都区马家镇东汉晚期骆驼鞍鞯击鼓画砖出土
靠近陕北内蒙大沙漠，神木大保当汉墓出土的肖像石上还绘有《骆驼图》(图14 )，绥德延家胯下出土的肖像石上绘有围猎的野骆驼(图15 )，令人想起《居延汉简》中站置吏张宗外出捕获野骆驼的记录成都新都区东汉墓出土的《骆驼载乐》画砖上有双峰骆驼(图16 )。 背着装饰有羽葆的太鼓，前峰一个人跪下，用长袖敲鼓消遣。 出现在成都平原的骆驼，被怀疑为各地飞来飞去的杂耍艺人所有，吸引观众。
与汉代同时期的陶陶、图像上的骆马群相比，汉代骆驼形象不仅比例较低，而且显得十分稚嫩或粗糙，蹄、尾等细节造型不佳，这一点创作工匠似乎并未深入参与骆驼的观察，可能从未见过唐代骆驼两旁挂着袋囊、丝束、长颈瓶、胡瓶、扁盘、织物、毡毯等，里面还挂着沿路猎取的野鸡和野兔，反映出商人把生活状态放在骆驼队的路上。 值得注意的是，西安龙首原西汉墓和咸阳东汉墓都曾出土过骆驼型翼兽，卧状骆驼背生双翼，嘴前有巨大突起，应是外来有翼神兽的艺术表现。
骆驼被誉为“丝绸之路形象大使”，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与沟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汉代骆驼传入中国不久，这已是历史事实，作为艺术表现中的新对象、新题材，在当时在汉代陵园前几乎看不到雕刻石兽的汉代骆驼。 汉武帝茂陵阳信家出土金铜马(图17 )，比例均匀，造型沉稳，素有西域汗血宝马之称，相反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大量动物陶俑中没有一匹骆驼。
〔图17〕汉茂陵阳信家出土金铜马
按时间顺序观察中国骆驼形象的变化，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骆驼造型频繁出现，到唐代达到造型艺术的顶峰，胡人牵骆驼，胡人牵马构成艺术构图，其图像也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现代艺术家喜欢骆驼群漫步在夕阳下的戈壁沙漠，表达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无限遐想。 (图18 )、掩盖了马、驴、骡、牛的综合立体作用，但殊不知这在古代商道上是不可能的。
[图18〕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前现代丝路骆驼浮雕
丝绸之路上的标志符号应该是汉代天马与唐代骆驼“混搭”的互补形象，而不仅仅是骆驼的孤立形象。 悬泉出土的箭从文献中证实了骆驼的传入，但更多的是证实了骆马良骧引入汉代的史实。 汉代人幻想中的天马成为实际的外来引进物种，而实际中的骆驼却因其模糊的形象而成为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奇兽。 汉代的“胡人与骆驼”组合不同于唐代的“胡人拉骆驼”组合，反映了两个朝代五六百年不同文明的发展变化，“汉韵胡风”只有经过碰撞才能融合在一起，丰富了以丝绸之路为特色的汉唐文化
要还原汉代当时的真实环境，隋唐艺术的创造不能代替汉代历史的原貌，不能直观地穿越，以现代的“幻境”代替“原境”。 这是我们的新考试发布。
(刊登在《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8年第1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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