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伙伴玩家都不太清楚觉醒年代与中国革命道德的联系，西方思想史革命，那么今天解雕侠小编给大家带来一篇 相关的文章，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有所收获，最后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让-杰克格兰维尔： 《空中漫步》(1847 ) )。
埃玛罗斯柴尔德在阐述思想史的跨国转向时，以19世纪法国漫画家让-杰克格兰维尔( Jean-Jacques Grandville，1803—1847 )的画为例，形象地阐释了观念和思想的变形问题在《空中漫步》( Une promenade dans le ciel，1847 )漫画中，新月逐渐变成蘑菇、伞、猫头鹰、风箱、纺锤形和三台马车，进入遥远的银河中。 看似无关，但相互连接的这一系列东西，呈巨大的弧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事物变形的过程。 罗斯柴尔德认为，跨国思想史研究的危险之处之一在于，某些观念进入新的环境后，一旦取代原有观念，就会发生一次变形。 这样反复几次，这个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远离了最初的意义。 所以昆汀斯金纳强调“语境”在观念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性。 其实，无论观念是在横向空间传播之中，还是在纵向时间发展之上，都会引出一条长长的“观念弧”( Arcs of Ideas )，从这一弧的开始到结束，也就是观念的最初形态到最终形态，都已经发生了明确的变形西方语境中的“革命”观念就是如此，它自产生以来，其内涵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丰富，逐渐具备现代“革命”概念的各种特征。 同时，“革命”观念传播到西方以外的地区，并在此过程中加以变形，在新的空间中获得了更多不同的含义。
一
现代西方“革命”一词(英语revolution、法语rvolution、德语revolution、意大利语rivoluzione )来源于拉丁语revolutio，最初是时间或空间的旋转循环哥白尼《天体运行论》 ) ) rivoluzione )的16世纪，雅科波纳尔迪( Jacopo Nardi，1476—1563 )、弗朗切斯科古吉恰迪尼( Francesco Guicciardini ) 他在书中使用rivoluzione一词及其变体revoluzione，指出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频繁更迭，认为这种变动具有周期性地回归过去政治制度的特征。 在他们看来，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驱逐意味着佛罗伦萨恢复了比以前更民主的共和政体，而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新执政时，佛罗伦萨又恢复了1494年之前的僭主统治。 同样，1527年美第奇家族再次被驱逐后，直到1512年在佛罗伦萨运行的共和制再次出现。 这种循环的政治变动，与天体的运动之间确实有相似之处和比较点。 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目睹了欧洲各地频繁发生的战争、内战和政治动乱，一些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的历史学家用rivoluzione的复数形式rivoluzioni来解释这类历史事件，并撰写了相关著作例如，卢卡阿萨里诺( Luca Assarino，1602—1672 )的《加泰罗尼亚革命》 ) Dellerivoluzionidicatalogna， 1644 )、维拉戈阿博伽德罗) giovannibattisist 1600—1684 )的0755—79000 ( historiadellerivoluzionidelregnodiportogallo， 1646 )、亚历山大藻( Alessandro Giraffi，出生年不详)的000 —1671 )的《葡萄牙王国革命史》 ( dellerivoluzionidellacittdi Palermo，1649 )
在这一时期，rivoluzioni一词开始具有王国兴亡、王朝覆灭等线性剧烈政治变动的含义，更接近“革命”的现代含义。 但是，这个词当时只出现在著作的标题和开头部分，或在标题页上用大写字母印刷，在正文中很少使用或很少使用。 这很可能只是作者和出版社的营销环境，以增加图书的卖点。 例如，前引维拉戈阿博伽德罗《那不勒斯革命》初版的标题是《巴勒莫的革命》 ( historiadelregnodiportogallo )，“革命”一词完全由盗版者命名。 1652年，阿伏伽德罗从拉丁语翻译了一本关于英国内战的小册子。 译者自己在书中没有使用rivoluzioni这个词。 反而出版社在这本书的介绍中概括了“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家革命的起源”的主题。
这表明rivoluzioni作为一个新词还没有被普遍接受。 人们还是习惯性地常用sollevazioni (起义)、ribellioni (起义)、cambiamenti (起义)、mutazioni (起义)等词。 例如，威尼斯历史学家加雷亚佐瓜德普里奥拉多( Galeazzo Gualdo Priorato，1606—1678 )在1648年阐述了法国投石党运动( 《葡萄牙王国革命史》 )。 “在我们时代的世事变迁所带来的变化中，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法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更能让我们铭记和满足好奇心了。 ”同样的例子是另一位威尼斯历史学家马乔利诺皮萨齐奥尼( Majolino Bisaccioni，1582—1663 ) 1653年的著作《葡萄牙王国史》 ( historiadellleguerrecivilidiquesquese ) “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历史著作对君主有益，描写人民中各种革命和暴力骚动的著作应该是最有用的……人民革命往往是部长们暴政的结果。 于是，我决定写下我有生之年发生的许多人民的反叛。 它们合理地被称为国家地震。 ”
但是，此后，rivoluzioni一词的使用开始增加，与以往的政府和表示统治交替的用语并用。 值得注意的是，rivoluzioni一词除了具有“巨变”、“巨变”的含义外，还保留着向旧秩序回归的内涵。 威尼斯的吉洛拉莫尔索尼( Girolamo Brusoni，1614—1686 )在1659年出版的国家革命著作中，用rivoluzioni一词指出了英国1642年到1651年的内战。 布鲁索尼认为，内战结束后，克伦威尔作为护国主所获得的权力远大于国王，甚至比暴君的统治更专制，于是回归了过去的旧制度。 直到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历史学家用rivoluzioni指出政治变动并撰写相关著作，西欧国家才出现过以各自语言中的多场“革命”为标题的著作。
在英国，revolution一词获得政治变动的含义大致是在1648年。 这是受意大利学者在同一意义上使用rivoluzioni一词的影响。 当时亚历山大吉拉菲的《法兰西革命史》一书传到英国，由詹姆斯二世皇室史官詹姆斯哈维尔( James Howell，约1594—1666 )于1650年翻译成英语。 另一方面，英国在内战中，一些学者希望通过了解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来借鉴英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危机。 1648年，伦敦刊登了作者不详的关于君主制兴衰的短文。 在文章中，英国的混合君主制是历史上最高的政体，在下面的文章中使用了“革命”这个词。 “如果上帝暗中安排的毁灭之日到来，伟大的君主和政治家单凭他们的智慧、权谋、勇气和战士们的力量，是无法阻止共和国和君主制的变化和革命( revolutions )的。 ”很明显，“革命”在这里的意思是由神意而不是人的意志决定的政治变化。 同一年，英国天文学家和占星家安东尼阿斯卡姆( Anthony Ascham，1614？ —1650 (他的小册子《近期内战史》 ( oftheconfusionsandrevolutionsofgovernments ) )的标题中也使用了“革命”一词。 在这本小册子中，阿斯卡姆主要说服英国人支持议会成立的共和政体。 在他看来，政体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对普通民众来说都没有多大区别。 因为，有权颁布法律、征税、判决生死、发动战争、缔结条约。 政体改变带来的新奇性消失后，人们没有理由拒绝新政体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卡姆也同样认为，议会组建的政权代表着天意，是一场“革命”，因为人们无法阻止。
可见，在17世纪中期英国内战的背景下，“革命”首先延续了原来的含义，意味着政治上的变动。 其次，更重要的是，“革命”是上帝旨意的表达，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 但随着内战结束后克伦威尔独裁政权的建立，特别是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革命”一词强调了回归旧制度的含义。 雷蒙威廉姆斯在分析“革命”一词在英语中含义的变化时，指出17世纪“革命”一词在表示政治变化方面与该词过去的含义重叠。 也就是说，周期性地恢复旧的政治秩序，但由于其支配力不是命运女神( fortution )而是神( Providential )，所以“革命”与以前用于表示同类意思的rebellion (叛乱)是一致的或者，revolution中的周期性含义是恢复或革新以前的法定治理当局，与rebellion一词中的不当反对治理当局的含义不同。
上述“革命”一词在英语语境中的含义和变化与意大利的情况非常相似，这与西方语言“革命”一词的本意是指天体的旋转运动有关。 但是，威廉姆斯特别强调，revolution一词所得到的政治含义也受到了与英语revolt相近的词形单词的影响。 威廉姆斯说，revolt (反叛)在英语中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含义，也兼有滚动和旋转的含义。 然而，revolt一词含义的变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另一方面，它来自物理学意义上的力的高低分布。 从政权当局的观点来看，revolt是下层对抗上层，是对正常政治秩序的颠覆、破坏。 另一方面，来自《命运之轮》( Wheel of Fortune )的形象，命运之轮的旋转决定着人生上下的起落，进而也决定着公共活动的变化。 因此，威廉姆斯认为，revolution的语义变化至少有一部分来自revolt。 可见，英语“革命”一词的内涵除了天文意义上的水平循环、旋转外，还与英语特定语境下revolt一词所具有的上下旋转和自上而下跌落的含义密切相关。
经过17世纪中期的英国内战，“革命”一词具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即循环式的政治变动。 这一特征是内战结束后霍布斯于1668年的《那不勒斯革命》创作的，最形象和全面的概括。 《论政体的混乱与革命》回顾了两位对话者在内战结束后，从1640—1660年查理一世召开长期议会到查理二世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内战的历史发展，为读者分析了内战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在《贝希摩斯》这本书的结尾，年幼的对话者总结了他称之为“革命”的这次内战的总体脉络：
在这场革命中我看到了主权权力的循环运动，从已经去世的国主，经过两个夺权者，传到了他儿子的手中。 这个主权(军官委员会的权力暂且不谈，它是暂时的，也是代行的)从国王查理一世传到长期议会，再到残差议会，再从残差议会到奥利弗克伦威尔。 然后从理查德克伦威尔回到残缺议会，直到长期议会，终于向国王查尔斯二世——祈求主权权力在他手中长存。
从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国王的权力被剥夺而逐渐传达，最后通过相反的途径再次回到国王手中的过程。
在内战期间的1651年写的《贝希摩斯》中，霍布斯在最后一章描述了教会如何逐渐夺取国家权力，这种权力如何被国家收回。 首先，是教会夺取权力的过程。 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长老获得了开除普通教徒的权力。 这会给基督徒的自由打个第一个结。 其次，主教获得了管辖地方长老的权力。 这是基督徒自由的第二个结。第三，罗马主教获得了管辖帝国所有主教的权力。 这是最后的结束语，教会由此完成了对权力的“一切整合和构建”( thewholesynthesisandconstruction )。 其次，教会权力被解析( analysis )或解除( analysis )的过程也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教皇的权力被伊丽莎白一世全部解除，这样第一个结就解开了。 后来，英格兰的长老解除了主教的权力，解开了第二个结。最后，长老的权力也被剥夺了，第三个结也解开了，人们恢复了原来基督徒的独立状态。 这六个阶段也是从平民和基督徒权力丧失到恢复的过程。
马克哈特曼认为，霍布斯在《贝希摩斯》的最后列举的内战期间国家权力转移的过程也可以用《利维坦》列举的权力变化的六个阶段来概括，形成对称完美的循环。 首先是国王权力被剥夺和转移的过程。 国王长期议会残缺议会护国主次，相反的权力再次回到国王手中的过程。 护国主残缺议会长期议会国王。 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革命”中的“主权权力循环运动”( acircularmotionofthesovereignpower )。 哈特曼说，《贝希摩斯》的“革命”类似于《利维坦》权力被“整合”和“解析”的模式。 也就是说，被剥夺的权力集中和消除的过程。 但霍布斯认为，这种循环并不是对过去统治形式的简单回归。 因为，复活的君主制是基于科学理性的。 霍布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他的保王倾向之外，还因为他的政治思想与自然哲学密不可分。
在《贝希摩斯》中，霍布斯说建立和维护共和国需要技艺。 这个艺术，像网球一样不仅存在于实践中，也像数学和几何学的法则一样，存在于某种法则( rules )中。 而且，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好奇心和方法来发现”。 也就是说，管理国家的技术不是来自一般的经验，而是从经验中提取的科学、合理的规律。 霍布斯论证说，国家的解体往往不是因为外部暴力(可以理解为“革命”)，而是因为内部失调。 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人们可以使用自己的理性：“如果他们能够使用他们认为真正拥有的理性，他们的国家至少可以避免死于内在疾病。” 对此，霍布斯希望人们在吸取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勤奋的思考，发现“国家结构除了受到外在暴力的影响之外，还可以永远存在的理性原则”。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借两位对话者之口，更明确地阐述了理性、科学、国家、公民服从的关系：
答)但治理一个共和国，光有智力、远见和勤奋是不够的，还需要绝对可靠的规律( infallible rules )和真正的公平和正义科学( true science of equity and justice ) B :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共和国能够在不经历变化和叛乱的情况下长期维持下去。 这些叛乱不是想改变政府，而是想改变统治者。 答：确实是啊……因为这些都缺乏值得普通民众关注的正义规则。 如果民众们从所有叛乱一开始就知道这些规则，政府成立后，雄心勃勃的人就不希望打乱这些规则。 因为没有人帮助，所以野心无能为力，但如果普通民众接受了关于他们义务的正确原则的诚挚教导，野心就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根据这些科学和理性的规律，霍布斯承认复活了的斯图亚特王朝。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满足了霍布斯政治科学的需要。 因为新议会赋予国王权力的行为“比以主权名义进行的任何论证对人民来说都更具指导性，可以更有效地打消今后所有不轨煽动者的野心”。
从霍布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观念。 那就是在掌握了科学、理性的规律之后，避免“革命”的发生。 这表明，与以往的“革命”观念相比，支配革命的力量不再是神、天意，而是理性与科学或者自然神，革命是世俗的。 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总结1640年到1660年英国内战时所说：“人类思想的伟大革命可以追溯到近几十年。 平等派、霍布斯、哈灵顿总结了其普遍认识。 也就是说，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讨论和辩论达成。 公共事业和权宜之计问题比神学和历史更重要，研究古物和查阅圣经不是共和国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最佳途径。 这是一场伟大的知识革命，很难想象它产生之前人们是怎么想的。 ”就其所具有的理性、世俗性等特点而言，经过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revolution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
包括英国内战到光荣革命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政治事件也被称为“革命”，但人们普遍认为法国革命才是最初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 关于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区别，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2月9日，即法国革命之后不久在下院发表的关于军队预算的演说中作了明确的区分：
事实上，我们的革命(正如人们所称)和法国的革命，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在整个处理精神上，都是完全相反的。 在这里，这是合法君主试图获得专制权力的例子。 在法国，专制君主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要将权力合法化的例子。 一个需要阻力，另一个需要管理和指导； 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都不应该改变国家秩序以避免政府被破坏，应该进行纠正和合法化。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做的事实上不是发动革命，而是阻止革命。 ……我们不会损害君主制。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大大加强了它。 国家有同样的等级、同样的秩序、同样的特权、同样的专利权、同样的财产法则、同样的服从关系，还有同样的法律、税收和地方行政规则，有同样的参议院、同样的下院、同样的法人、同样的选民。
伯克在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列举了革命后英国在各个方面保持现状或没有改变的措辞，由此可见，革命最重要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政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全面、彻底、深刻的变革
许多现代研究者对革命的这一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克莱恩巴林顿认为，“革命”最常见的用法之一是指突然或显著的变化( change )。 西达斯考切沃也表示：“社会革命是社会的国家结构和阶级结构迅速而根本性地变化的过程。 跟着革命，部分地实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 ……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变化是以相互加强的方式同时发生的。 而这些变化的发生是通过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实现的，阶级斗争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样，塞缪尔亨廷顿为革命而下的经典定义是：“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迅速、根本性、暴力的国内变革( change ) 从暴力剧变、巨变的角度来看，人们对现代革命的感觉和体验基本来自法国大革命。
对于法国大革命这一显著特征，同时代的一些经历者有着深刻的理解。 1793年，法国革命爆发后不久，旧贵族出身的保皇派夏德布里安流亡伦敦，开始创作处女作《利维坦》。 夏德布里亚写这本书的目的，原本是想通过平行对比法国革命和欧洲历史上的许多革命来证明“阳光下，没有新鲜事”这句古训的正确性。 也就是说，法国革命不是“没有先例”，而是有先例的。 因为那个人物和特征都是以往革命的再现。 这样，人们就可以整理过去，演绎结果，获得解决当前问题的经验。 夏布利多说：
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实际上几乎都是在古希腊出现的。 所以，我们有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人类的手段和才能如此虚弱，只能重复。 人在内圈移动，横穿这个圆的所有尝试都是徒劳的； 事件不是人决定的，似乎是生于反复无常的命运，不断重复； 因此，可以制作出包括国家历史上想象的所有事件在内的正确数字的表格。
夏德布里亚的革命观无疑是17世纪的，它仍然具有革命循环往复、神意决定和命运等特点，但其中也蕴含着合理因素。 他似乎希望像霍布斯一样，运用统计学等科学手段找到革命的一般规律。 正如毛里求斯( Maurice Regards )评论的那样，“夏多布里亚认为，革命与天文学术语相结合，政治制度、人物、事件像行星一样以一定的周期交替出现，遵循的科学规律得到总结。 ”但是，晚年的暗影战士也注意到了这种接近“时代错误”( anachronism )的类比方法的强硬和奇怪。 1826年，在为《贝希摩斯》全集版撰写的序言中，夏多布里亚认为这本书没有达到当时设定的目标。 由于法国革命的特殊性，超出了他对“革命”的一般理解。 而且，革命事态的迅猛发展、剧烈变动，是任何以往的经验都无法认知和把握的。 “晚上常常要给白天涂草稿。 事件比我的笔跑得快。 突然的革命错误了我所有的对照。 ”
始终关注政治史，特别是革命史的马克思，对法国革命也抱有很大的兴趣。 马克思在1844年初有写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想法，希望把1792年9月至1795年10月的关键时期作为考察的重点。 当时，法国处于集司法、行政、立法诸权力于一身的国民公会统治之下，马克思试图探索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国民公会运行中现实完全分离的原因。 因此，他读了大量的著作，写了详细的笔记。 但是到了1844年7月，马克思放弃了这个计划。 因为马克思发现这一时期的法国革命颠沛流离，离奇古怪，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 首先是基伦特派团执政，其次是雅各宾送出专权，其次是热月党人的政变。 马克思对此有印象。 “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团的统治； 吉伦任务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 这些党派分别依靠更先进的党派。 每当一个党派把革命推向远方，它跟不上也不能领导，这个党派就会被站在它身后更勇敢的盟友推开，送上断头台。 革命就是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前进。 ”马克思说，革命中剧烈的事态变化，加上其间又夹杂着许多人性、感情、新颖性等偶然因素，使得理性革命史很难在事后写成，马克思转向理性经济领域的研究，而不是政治层面。 艾伦梅吉尔对此发表了有说服力的评论。 革命剧烈变动带来的不可预测性和偶然性，违背了马克思看待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理规范，这是马克思最终放弃撰写法国革命史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暗影，还是马克思，他们在完成或放弃法国大革命历史写作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革命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对于暗影行动者来说，这一迅速变化打破了古今革命之间的延续性，以致于从以往革命的经验中无法理解和解释这场革命。 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快速变化使他难以预测未来，革命成了中断历史“直线运动”的“关节”。 显然，自1789年以来，“变”已经成为现代革命观念的核心内涵，这是区别于传统革命观念的重要特征，也失去了革命的原初意义。 但同时，变化中会出现新的异性，意味着新时代、新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与过去的断裂和重新开始等形象。 汉娜阿伦特说：“用暴力和变革来描绘革命现象是不够的。 只有当变革的发生意味着新的起点，暴力被用来组成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导致新政体的形成……才能称之为革命。 ”
法国革命的这种新异性与过去的决裂，从革命发生到将近70年后的1856年，震惊了托克维尔。 “1789年，法国人用任何人民从未尝试过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一分为二，把过去和未来分隔成一条鸿沟。 因此，他们害怕把过去的东西带入他们的新天地，一切戒备；他们必须为自己设置各种限制，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大不相同； 他们必须不惜努力刷新自己的面貌。 ”黑格尔进一步从人的精神和意识的根本转变方面阐述了法国革命对创造新的世界观的重要意义。 “但是，到现在，人类认识了这个原则，知道了‘思想’应该支配精神的现实。 所以这是一个光辉的黎明，所有的思想存在，都分享着这个新时代的喜悦。 崇高的感情震撼着当时人心的一种精神热忱震撼着世界……”
至此，革命所蕴含的“变”( change )和“新”( change )的含义，最终为法国革命和此后的所有革命赋予了革命前进、指向未来的时间方向。 这种未来愿景模糊不清，一开始并不现实，但点燃了人们无限的想象力，推动人们实现革命目标。 法国革命后，许多革命为自己规定了基本任务。 也就是说，破坏一套旧制度及其相关的思想、感情、习惯、道德附属物。 总之，革命不希望再重演过去，即使是以激烈暴力的方式，也力求摆脱历史的束缚，逃避历史。 因此，正如弗朗索瓦罗孚所说，革命将是一个绝对的开端，成为历史的零点，充满了等待未来完成的巨大工作。 马克思在评价1848年欧洲革命时，明确指出了革命的这种未来取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只能从未来而不是过去汲取自己的诗情。 它只有在打破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之前，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 过去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世界的历史事件，是为了向自己隐藏自己的内容。 十九世纪的革命，为了自己揭示自己的内容，必须把死者埋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向未来的革命将创造新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本身。
革命获得了未来的时间方向，也就是软木所谓概念的“时间化”( temporalization )过程。 经过这样的转变，革命一词被抽象化、概括化，变成了“集合单数”的概念。 “革命”一词不再像17世纪初那样以多种形式使用，而是指特定的不同的革命。 相反，“革命”开始以单数形式出现，从它内部整合了一切个别的革命进程，上升到特定的、整体的范畴。 正如考克斯指出的，“革命成为元历史的概念，完全脱离自然的起源……换句话说，革命不仅成为知识的调控原则，而且获得了卷入革命的所有人的行动的调控原则的超验意义从此，革命进程既受到革命进程的制约，又与影响它的意识不可分割地属于同一个整体。 现代革命概念更丰富的特征都是在这样的元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这种总体化的革命观念开辟了新的“期待视域”，许多有坚定革命信念的人参与其中，导致“能进行政治斗争的人迅速增加十倍到百倍”。 据詹姆斯比灵顿所说，革命已经成为19世纪的世俗宗教。 从此，它告别了罗宾汉式的侠盗猎车、乡村秘密公司、各类千年运动式的农民起义、老工业化城市的暴徒与暴动、工人阶级的宗教门派等“原始”与“古板”形式，迎来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职业革命家参与指导的现代模式。
最终，这种体现整体性、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观念，将使革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获得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普遍性。 在空间上，革命意味着世界革命，在肩负着解放全人类重任的时间上，革命意味着永久革命，在达到其所有目的之前决不停止。 因此，革命超越了其发源地，传播到了欧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所有地区。 革命更成为了普遍历史的一部分。
三
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的所有现代革命中，几乎都能看到法国革命的影子。 关于法国革命的全球影响，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在同时代的所有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是世界性的。 不仅为未来一切革命树立了榜样，而且其教训也被纳入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西达斯考切波同样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世界历史事件，对于所有试图理解由民主、官僚制、民族国家和国际战争组成的全球时代政治模式和意义的人来说，法国革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 但是，对法国革命和它所孕育的现代革命的普遍性原则的许多理解，基本上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展开的。 也就是说，革命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内部相互对立的两个群体或阶级之间的冲突。 例如，为了争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双方。 但是，现代革命也有这样的革命。 那不是发生在一个国家，而是发生在两个国家。 更确切地说，发生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 对抗的双方属于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具有很强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性质。 这样的革命波及到人数之多、地域之广，使之更具有崇高性、煽动性、可持续性。 正因为这样的革命，源于法国革命的现代革命理念才真正全球化，获得了世界的历史意义。
在所有这些革命中，海地革命最早爆发，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和象征意义。 1791年8月，法国革命两年后，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法国殖民地圣明斯克发生了黑人奴隶起义。 革命爆发前，法国人已经在圣多明各经营了一百多年，使这里成为法国乃至新世界最富裕的殖民地。 因此，当殖民当局得知黑人奴隶企图焚烧种植园，杀害所有白人时，他们不相信那些没受过教育的黑人奴隶会策划这样的方案，他们相信那些长期是奴隶的黑人能组织起来推翻主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海地黑人奴隶不仅起义成功，而且将其发展成为一场持续13年的革命，在此过程中先后击败了当地法国殖民者、路易十六的军队、西班牙入侵者、英国人的干涉，甚至拿破仑的远征军，最终
海地革命因其独特性而有着丰富的解释空间。 它是历史上唯一成功的奴隶起义，是黑人推翻白人统治者的斗争，是拉美独立战争的先声，是最激进的反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运动……当然，海地革命的残酷和激烈也不亚于法国革命。 1801年底，拿破仑派遣大军远征桑德明克，试图恢复白人统治，重建奴隶制。 这激起了黑人奴隶的强烈反抗，开启了海地革命最暴力的阶段。 不仅法军被打败了，岛上的白人居民也几乎被屠杀了。 但海地革命的真正贡献在于为现代革命提供了全新的内涵。 在这场革命中产生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普遍人权等理念，不仅从来不是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或具有“内战”性质的革命，而且随着革命影响的扩散，十九世纪以来发生在欧洲各帝国内部和欧洲以外的革命
1789年8月，国民议会发表《试论古今革命》的时候，这里的“人”或“市民”显然不包括法国国内和殖民地的黑人奴隶。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789年7月--- -巴士底监狱被攻占前几天，圣多明各的一些农场主来到巴黎，希望新成立的国民议会接纳来自加勒比地区的20名代表。 这个数字是根据法属加勒比各岛人口计算的，其中包括黑人奴隶和有色人种人口。 对于殖民地代表的要求，即将在国民议会上宣读《试论古今革命》的米兰波马上表示反对。 因为他认为黑人和有色人种是役畜，是“非人”。 “殖民者如果想把黑人和有色人种也算作人，那就让他们先获得选举权吧； 每个人可以是选民，每个人也可以被选举。 否则，请注意，在根据法国人口分配代表人数时，我们没有考虑马的数量和骡子的数量。 ”米拉坡的这番言论实际上反映了革命的悖论。 也就是说，法国革命宣扬的各种原则在法国之外、白人之外也有效吗？
沃勒斯坦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圣多明各的法国白人移民者利用国内革命原则继续加强自治权的行动直接导致了黑人的革命意识，但当海地革命出乎意料地迅速展开时，拿破仑、英国人、美国和拉丁美洲的白人移民革命家却摧毁了这些当今的革命者革命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那是普遍主义，还是只是为了满足国内的阶级利益？ 超越了种族吗？ 还是仅限于民族国家？ 海地革命的爆发显然有助于推动法国人从外部反思这些革命悖论。 1793年6月，圣多明各最大的城市法国角( Cap Franais )在法军和海地黑人的冲突中被烧毁。 这场革命爆发以来最大的暴力事件给法国国内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最终1794年2月国民工会宣布废除奴隶制。 但是，废奴法在当时，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对英国的战争和国内政治对手的关心等，得不到有限的支持。 而且，废奴法令并不彻底，只是权宜之计。 只废除了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奴隶制，其他殖民地的奴隶制直到1848年才废除。 另外，废奴法的颁布就像一个仪式，比如在改名为“理性神殿”的巴黎圣母院举行庆祝，来自圣多明各的黑人国民工会议员让-巴普蒂斯贝瑞( Jean-Baptiste Belley，1746—1805 ) 但是，无论如何，废除奴隶制带来的冲击性效果是深远和无法估量的。
1807年，在海地宣布独立三年后，黑格尔出版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主奴辩证法”，其灵感来自海地奴隶反抗白人主人的斗争。 “主奴辩证法”是指同为自作自受者的两种自我意识对立时，双方发生对立，最终产生主奴关系，即独立意识的一方是主人，不独立意识的一方是奴隶。 黑格尔详细地解释了这个过程：
双方都是自我意识……他们通过生死较量来考验自己和对方。 他们必须进行这场较量。 因为双方都要在对方和自己身上向真理提高各自的自我确定性，即确信自己存在。 只有冒生命危险，自由才会受到考验……确实，即使某个人不敢冒生命危险，我们也承认那是个人。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是被公认为独立的自我意识，所以没有得到“承认”的真理。 双方都必然愿意置对方于死地，同样，双方都冒着生命危险。 双方都不认为对方是自己了。 ……无论哪一个，都必须直觉对方的存在是纯粹的自私的存在，还是绝对的否定。
研究人员通常认为黑格尔关于主要奴隶关系的隐喻来自西方的哲学传统，但苏珊巴克莫斯主张主要奴隶关系的建立受到了海地革命的影响。 在《人权宣言》中，黑格尔对海地革命只字未提，但巴克莫斯强调，他是从黑格尔经常阅读的杂志《精神现象学》(Minerva )中得知海地革命细节的。 《精神现象学》杂志从1792年开始报道圣多明各革命，从1804年秋季到1805年底的一年间，刊登了总篇幅超过100页的文章，包括原始文献、新闻摘要、目击者口述等。 这些文字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山貂的独立斗争，还讲述了迄今为止10年间发生的事件。 巴克莫斯据此表示：“毫无疑问，黑格尔理解现实的奴隶，理解他们的革命斗争。 在他学术生涯中最政治化的文字表达中，黑格尔把海地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作为在《密涅瓦》论证的关键。 加勒比奴隶反对主人的这场实际和成功的革命，是一个相互认同的辩证逻辑成为世界历史主旋律的时刻，是自由普遍实现的故事。 ”
在1821年的《密涅瓦》，黑格尔再次谈到奴隶制和自由。 在该书第57段的补充部分，黑格尔说。
如果人们坚持自由自在的一面，就会诅咒奴隶制度。 但是，一个人成为奴隶，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就像一个民族被奴役，是由于这个民族的意志一样。 所以，不仅奴役和奴役别人的人是违法的，被奴役和奴役的人本身也是违法的。 奴隶制产生于人的自然性向真正伦理状态转变的阶段，即在仍以违法为法的世界。 在这个阶段不法行为是有效的，必然使其地位正当化。
显然，黑格尔一贯明确谴责奴隶制。 但黑格尔也看到，由于奴隶制的存在，自由是不能只靠仁慈的主人给奴隶的，也不能通过表达敬神的感情来实现的。 自由必须通过征服主人来自主实现，奴隶必须迈出这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57节的注释中，黑格尔提到了西印度的奴隶。 “在西印度，奴隶总是生气，在某个岛上，至今仍能读懂所有的年月，长年造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黑格尔受到了海地革命的影响。
根据黑格尔的例子，两个对立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生死胜负是所谓的“追求承认的斗争”(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 海地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发生的对承认的斗争，不仅产生了后者抽象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而且产生了融合了两种革命观念的新的革命观念。 这种新的革命观念将过去在欧洲语境中产生的波动性、总体性和普遍性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以及超越种族的自由、平等、人权综合起来，形成新的总体性。 而这种新的整体性使我们对革命观念有更完整的理解，使革命观念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如果说欧洲语境下革命观念的发展，可以从时间轴上看到它的形成和变形，那么，海地革命就促使人们从空间的角度去思考现代革命观念的重塑和锻造。 回顾时间特别是空间革命观念的“扭曲之弧”，现代革命观念不仅是欧洲的产物，也不是源于欧洲的革命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结果，而是源于欧洲的革命观念和不同地方因素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产物经过这个过程，革命观念不仅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而且增添了更加丰富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 只有在不同的空间，与不同的地方因素相协调，革命才能克服抽象的普遍主义，获得更现实更实践的普遍性。 对后来的革命者们来说，无论他们来自欧洲还是欧洲，革命既不是过去经验的重复，也不是对欧洲经验的模仿。 相反，革命是为了实现自己更切实的目标。 只有这样，革命者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那样，“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反对和改变实际现存的事物”。
作者：张旭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资料来源： 《精神现象学》 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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