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伙伴玩家都不太清楚明末灾难到底有多可怕，明末瘟疫肆虐，那么今天解雕侠小编给大家带来一篇 相关的文章，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有所收获，最后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文/河森堡】
贫困带来的风浪和苦难成为17世纪的主旋律。
伏尔泰说：“17世纪是夺权者的时代，世界是强盗、抢劫、胡说八道的大舞台。”
20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E.J.Hobsbawm )也指出，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经济衰退、粮食减产、死亡率上升、社会叛乱频发的时代，各国普遍迎来了危机，当今史学界通常把这一危机看成是“17世纪危机”
乔佛里帕克( Geoffrey Parker )是对17世纪危机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说，从第一手数据来看，当时世界1/3的人口可能在频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中消失。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爆发这种全球危机的主要原因是17世纪的气候比现在明显冷。 特别是17世纪中叶，太阳活动明显减弱，寒冷程度进一步加剧，引发了世界各地一系列动乱。 从明朝末期的很多记录中可以看到极寒气候留下的各种征兆。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大范围冰雪天气竟持续40多天，洞庭湖冰封。
崇祯六年(公元1634年)，黄河结冰，冰硬如石。
崇祯9年(公元1637年)，海南岛下雪了。 下了这雪三天，草木就枯萎了。
1641年，苏州桃花盛开比往年晚了近两周。
第二年，江苏省竟然在立夏之际下起了霜。
学者们根据这些信息推断，17世纪中叶的气温可能比现在低2左右。
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化(数据/竺可桢) )。
中国气候学家张家诚老师曾经表示，在当今中国，如果不考虑其他变量，气温每下降1，粮食亩产就会下降10%，年平均降雨量减少100毫米，粮食亩产也下降10%。 但是，干旱严寒常常伴随，一旦它们发生共振，对农业生产的打击就更严重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数据描述了拥有各种现代化农业设备的当今中国。 考虑到明末生产力水平，气候恶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只会更大，才能知道中国万千农民在明末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
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明末那样寒冷。 也就是说，在极度的严寒中，各种天灾在明末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集中爆炸。 据邓拓先生统计，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全国共发生天灾1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 特别是明朝后期，天灾人山人海，惨烈不堪，大明万千黎民甚至渴望一年的安全。
极端贫困席卷全国，深深动摇了帝国根基，皇帝很快从大臣寄来的各种公文中得知了民间的惨状。
崇祯二年( 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位名叫马怼才的官员向崇祯皇帝演奏的内容大致如下。
臣的故乡延安府去年一年没有下雨，草木枯萎了。 八九月间，乡里人争相采集山间的蓬草吃。 这个味道很苦，吃了也只能勉强生存下去。 到了十月，蓬草吃光了，百姓们只能剥掉树皮吃。 年底树皮也吃了，所以他们不得不挖石头吃。 石头有股冰腥味，吃了没几天就会胀气而死。
一些村民不甘心吃石头而死，聚在一起偷窃。 有点积蓄的人会被抢走，当地官员无法阻止。 就算被抓住了，饿死了也会死，被抓住了也会死，反正也会死，有什么不同呢？ 在安塞城以西，每天都有一两个孩子被扔在那里。 孩子们有的在哭喊着找父母，有的在吃屎充饥。 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已经没有一生了，但新的弃儿会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弃吧。
更奇怪的是，一些儿童和单独行动者一走出城堡就消失了。 后来发现城外有人用人骨煮人肉吃，以前失踪的人都被吃了。 食人者吃人后，几天后脸也会红肿，被火烧死。 所以，镇上的死者相藉，臭气熏天。 在县城外面挖几个大坑埋死者，每个坑可以容纳几百具尸体，大臣出发的时候，已经填了三个坑，几英里外，来不及埋葬的死者数不胜数。
这个纪念的内容令人瞠目结舌，但在贫困的压力下，明末的恐惧却远不及此，火锅吃人的情况不仅在陕西，在上海等地也是如此。
崇祯年间，一个名叫姚廷选的官吏家庭出身的人，在《历年记》年记录了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
崇祯十五年的上海，因为歉收，街道上挤满了死者，人们晚上回家的时候，光线很暗，所以很容易踩到尸体。 当地有数百名儿童被遗弃，只能在路边吃饭。 后来有人杀了孩子们做饭。 姚先生还写道，食人者会选择胖孩子，就像在菜市场选择食材一样。 明末部分省份出现人肉市场，给人肉定价。 有人刚倒下就被周围的人弄得七零八落，只有眼睛瞪得笔直。 街边的屠夫满不在乎地从死者身上刨肉，屠宰家畜，路人也很熟悉。
匮乏之所以严重左右历史进程，是因为匮乏会形成自我反馈，不断引发新的匮乏。 就像炸药连续爆炸一样，不同的是炸药在一个接一个爆炸的过程中会剧烈地释放光和热，在缺乏不断“爆炸”的过程中会剧烈地释放苦难和暴力。
虽然贫困可以传播，但暴力是传播贫困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
如上所述，17世纪的灾难是全球性的，在席卷明朝的贫困中，位于东北的女真人也很难度过。 这是由女真族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他们也种了一些粮食和牲畜，但渔猎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直到今天，许多学者仍然把女真族视为标准的渔猎民族。
但渔猎这种生产方式对环境的依赖性非常高，陈老师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说
“根据收入的稳定性，也就是依靠自然的程度，手工业优于农业，农业优于畜牧业，畜牧业优于渔业。 但手工业是农牧配套的，畜牧、渔猎生产严重依赖于外界条件，风暴肆虐牲畜。 农业也有水、干旱、虫子、蝗虫等自然灾害，但渔猎比畜牧稳定。”
在这些生产方式中，渔猎最不稳定，最容易受到气候环境的干扰，在恶劣天气普遍袭来时，长城内农耕区还处于人肉平价，东北渔猎区女真政权面临的贫困压力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贫困的最好方法是传递贫困，努尔哈赤和皇太子正是这样做的。
努尔哈赤(资料图)。
北华大学清史专家王景泽教授曾说：“努尔哈赤在灾年建国，藉以鼓舞士气，在灾年发动了对明战争。 其初期目的是度过经济掠夺和饥荒，防止人心崩溃。” 从1618年开始，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武装冲突全面爆发，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女真军对明朝边境和内地展开了一系列掠夺和掠夺，多次从关内带走数十万人口和牲畜。
但是，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给女真政权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资，还有继续成长的力量。
由于长城内农耕比长城外渔猎稳定，对恶劣天气环境适应性强，仿佛在明、后金两政权交界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渗透效应”，在八旗兵的“搬运”下，各种维持生存的资源从内地流向关外
在17世纪中叶，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是长城内外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人力无法抗衡，但正是这些因素给女真政权带来了巨大的贫困压力，强烈地引发了掠夺的动机，极大地加剧了明朝的衰落。
再加上人口往往随着资源的流动，在女真政权从明朝开始不断掠夺资源的时候，遭遇天灾的蒙古贵族也选择了避难。 皇太子对这些人非常好，他急于扩张自己的实力，所以很多人口稀释了很多资源。 如果要让更大规模的政权继续存在，就需要更大规模的掠夺。
通常，当没有恶意的女真军入侵时，明朝军队都要全力以赴痛打，但女真军还处于无人的境地，屡获成功。 因为当时明朝的军队大多面临着极度的贫困，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崇祯十年( 1637年)，明末军事将军卢象升曾写下公文，记述巡视边防部队时的所见所闻。
文中说，他巡视北方边境时，正值隆冬，自己穿着毛皮发抖，但当地许多士兵连衣服都穿不上。 在武场排队的时候，不断有士兵冻僵倒下，有的士兵没有鞋子，没有袜子，他看了忍不住流泪。 在第一线迎战的边防军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其他军队。 此外，有的战士只能把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买来换成一口饭吃，甚至“卖子娶妻，沿街乞讨”。 也就是说，卖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上街乞讨。
卢象升还表示，边防队的马配置不齐，一匹小马也“瘦”。 一鞭就倒下”。 马瘦得一根鞭子就能打倒，这样的军队还谈保卫国家吗？
在极度匮乏之下，明朝连保卫自己的武装势力都很难组织起来，这样的帝国只能轰然倒下，没有更大的可能。
瘟疫肆虐
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瘟疫也是加剧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贫困如何引起各种瘟疫的爆发，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个陌生的逻辑。
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h .麦克尼尔( William H.McNeil )在著作《瘟疫与人》中说。
一个地区疫情肆虐，可能是该地区以前的环境稳定状态被破坏，病原体与人畜关系失衡，疫情爆发，感染并杀死大量宿主，直至环境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这个理论在明末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7世纪中叶，交通水平下降，明朝人长期居住在比较小的范围内，适应了局部的微生物环境。 另一方面，在旱灾和蝗灾层出不穷的地区洗礼后，人们不得不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扰乱了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条件。
除此之外，当粮食歉收或歉收时，人们需要拓展自己的食谱来拯救生命，必须把平时不吃的东西变成食物。 例如，有些啮齿类动物很容易被抓住并捡起来。 原本饥饿、免疫力低下的人接触到这些病菌的携带者，就容易感染。 其根本原因是食物不足。 因此，大部分疫情都是随着干旱和蝗灾而发生的。 从1640年到1641年，灾害和瘟疫的伴随现象经常出现。 明末的山东、安徽等地，除了饥荒，半数以上的民众死于可怕的瘟疫，枣一样大的绿色苍蝇在空中飞舞，遮天蔽日。
在各文献的记载中，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瘟疫”，但明末肆虐各地的“瘟疫”应该是许多传染病的总称，而不是特定的一种传染病。 根据各种细节推测，其中最严重的可能是鼠疫。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对明末疫情进行了深入分析。 崇祯末年，旱灾、蝗灾接踵而至，极端贫困在明朝境内迅速蔓延，无数饥饿的流民成为李自成军队的无限兵源。 这支凝聚在贫困之中的武装力量，仿佛变成了巨大僵尸，悲鸣着跨越明朝的万里山山。 朝廷无论怎么击溃和消灭，都可以多次起死回生、卷土重来。
只要我们深入了解，就知道李自成军去的地方，带走的不仅是兵灾，还有更可怕的东西。 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那是明朝的最后一年，天津有一个叫骆养性的官员，不幸成为浩劫的直接见证者。
他在公文上写道，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天津出现严重疫情高峰，许多患者感染迅速死亡。 这种病不仅致死率高，传染性也非常强，每天病死的人多达数百人，因传染病而家家户户消失的家庭多到“挨家挨户”。 天津街头“进棺材，哭哭啼啼”，大街上棺材和尸体铺成的席子，路上充满了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哀叹。 这位姓罗的官员说，这种可怕的传染病是由李自成的军队带来的。
另外，其他史料方面证实了李自成军与鼠疫的关系：
“崇祯于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进贼巢，十六日向东迁移营地。 一年好几次贼经过的地方，都大流行，不通过人就不会瘟疫。 ”
根据《怀来县志》的这个记录，自从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河北怀来以来，在他们经过的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在他们没有经过的地方没有发生瘟疫。 这表明李自成的军队是疫情的主要传播者。
曹树基教授表示，从随后对该疫的描述来看，该疫具有三个特点。 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人畜共患是鼠疫的典型特征。
回顾河北、北京一带发生的异象，会发现更多的鼠疫证据。
例如崇祯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带突然出现“疖子病”，传播迅速，有的家庭全家幸免于难，无人认领。 这种烈性传染病之所以称为“疖子病”，是因为患者会出现类似疖子的疖子。
曹说，肿物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肿大症状，同时感染肺鼠疫的患者也有朝染夕死的致死速度。 除通州外，昌平、保定等地也相继出现这种痼疾，由于疫情太可怕，民间甚至取消了吊唁死者的基本礼仪。
瘟疫蔓延到北京、河北一带之际，李自成的军队冲进疫区，到处抢掠，不仅给病原体带去了无数的宿主，而且不断游行的军队使瘟疫向四面扩散，造成了大量的人口蒸发。 据推测，明清交替之际，华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数在500万人以上。
鼠疫由鼠疫菌引起，主要存在于自然界的啮齿类动物中，这些小动物中多有蚤等寄生虫。 跳蚤叮咬患病宿主血后，鼠疫菌在跳蚤前胃棘处增殖，引起前胃梗阻，称为菌栓( Blocking )。 有菌栓的跳蚤由于前胃梗阻，吸入的血液不易进入胃内被消化，跳蚤经常处于饥饿之中，甚至疯狂吸血。 当这些跳蚤吸入老鼠和人类的血液时，血液在跳蚤体内与鼠疫菌混合，然后回到宿主血管，引起新的宿主感染。 这是鼠疫传播的基本原理。
一般来说，各种啮齿类动物及其寄生虫往往远离人类生活区，如我国北方荒漠草原区，鼠疫菌只局限在特定范围内传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 然而，随着农耕区人口压力的加大，粮食越来越匮乏，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农业人口迫于短缺压力被迫进入新环境开垦荒地的行为，无意中破坏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
鼠疫向人类社会扩散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个是关于老鼠的。 老鼠与开垦的人类一起移居新地后，与当地啮齿动物接触，被跳蚤叮咬后感染鼠疫菌。 老鼠和人类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当他们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带回的跳蚤可能会刺伤人类，人类住区内的广泛传播也开始了。
第二种传播途径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行为。 有些“鼠疫自然疫源”是啮齿类动物在巢穴里储藏谷物和草籽等食物。 如果当地发生饥荒，粮食短缺将导致部分灾民陷入困境，他们将挖掘啮齿类动物的储备粮来填饱肚子。 在挖洞的过程中被跳蚤叮咬感染鼠疫菌的可能性更高。
另外，因病死亡的啮齿动物被饥饿的受灾者捡到也是重要的传染途径。 此外，当到处征兵的军队进入疫区时，席卷全国多个省份的鼠疫流行就会发生。 明朝末年正是如此。
无论是旱灾、蝗虫、瘟疫还是兵灾，都只是“匮乏”的不同表现，这两个字深深地影响着无数人。 明代，中国人口剧烈崩溃，最悲观的猜测是，明清反复之际，全国人口消失了40%。 就在这场天崩地裂的惨祸中，中国历史迎来了最后一次王朝更迭。
清帝国的故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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