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藤周作小说创作特点，远藤周作怎么反思东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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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罗岗、张生、周思、李灿

整理|徐悦东

为什么远藤周作的作品比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更容易被现代中国读者接受呢？ 对日本其他作家来说，远藤周作一直被中国读者所忽视。 西化的远藤周作，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吗？ 6月27日，在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文化”主办的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的“跨越人类的爱与悲伤——远藤周作新书分享与对话”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生、复旦大学博士后周思

这次出版远藤周作的4部作品。 《武士》，[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我抛弃了的女人》，[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 《丑闻》，[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死海之滨》，[日]远藤周作著，田建国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川端康成和远藤周作

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日本作家

张老师说，他第一次接触远藤周作是在2006年。 当时，张老师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因为我是马丁斯科塞斯的粉丝。 当时，马丁斯科塞斯正要拍摄远藤周作的《武士》。 通过马丁斯科塞斯，张老师接触了远藤周作。

张老师总结说，远藤周作的作品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的小说和日本的传统小说风格非常不同。 远藤周作的作品情节比较吸引人，思想比较强烈。 他作为信仰天主教的现代日本作家，他的作品具有日本文学所没有的超越性。 他讨论的问题都是形而上的问题。 只有当我们生病或生活受挫时，这些问题才会考虑。 比如，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应该怎么活，信仰对我们有什么作用等等。

其次，远藤周作具有日本现代作家的身份意识。 他的小说表面上主要围绕宗教展开，但内在是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写的是人的心理影响。 中国现代作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200多年前，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发生了文化冲突，对许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后，从技术上讲，远藤周作的小说特别高级。 他的小说大部分以旅行开始，主人公往往通过旅行发现自己。 这与现代读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遇密切相关。 读者跟随远藤周作笔下的人物，踏上了寻找自我、寻找自己国家文化意义、寻找生存价值的旅程。 他的小说可读性非常好，情节非常紧凑，“整个过程没有尿点”。

远藤周作

罗岗说，他第一次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是在台湾的时候。 罗岗先生读了林永福先生翻译的《我抛弃了的女人》和《丑闻》。 罗岗认为，远藤周作的小说比川端康成的小说容易读得多。 因为川端康成和远藤周作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日本作家。 日本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城和大江健三郎，远藤周作可以说是大江健三郎类型的作家。 这种类型的作家比较西化，他们能写完整的故事。

胡适晚年曾给台湾著名小说家高阳写过信。 《死海之滨》不是一部好小说。 因为《沉默》没有完整的故事。 因为《沉默》不需要从第一页开始看。 读者可以中途自由地翻页，无障碍地看到作者所描写的一个个故事。 但是西方小说里只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从中间读，不知道整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远藤周作是一个比较西化的作家。

张老师说，远藤周作一直在东西之间。 日本人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太感兴趣。 罗岗认为，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一定代表远藤周作的观点。 因为张老师通过小说——，比如《深河》中神父——的西方人的眼睛看到的。 这正如西方人所说，中国有鬼神信仰，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即追求形而上的宗教。 这些深受西方影响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和远藤周作——，不仅小说形式与现代西方小说相近，而且接受了现代西方小说对人生终极问题的形而上学不断追问的传统。 很多人批评大江健三郎太不日本化了。 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红楼梦》中，非常明确地将日本定位为美丽的国家。 但是，大江健三郎在获奖演说中说他在模糊的日本。 日本变成什么样了，他也说不清楚。

远藤周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人的日本文学阅读版图中，远藤周作是一位被长期忽视的作家。 当然他没有川端康成那么有名。 大江健三郎获得诺奖后，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了中文。 另外，由于大江健三郎是比较激进的左翼作家，许多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了中文。 在罗岗的印象中，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拍摄之前，中国没有引进很多远藤周作的作品。 目前，这四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是一部规模较大、门类齐全的引进，使中国读者感受到远藤周作的魅力。

远藤周作是怎么理解的？

东西方文化碰撞了吗？

周思说，她在美国读硕士学位时，在日本文学课上读了英文版的《红楼梦》和《红楼梦》，认识了远藤周作。 当时，她对远藤周作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远藤周作和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作家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他虽然有天主教的背景，但即使读者不了解天主教，他的作品也丝毫不会感到隔阂。

《武士》是远藤周作自1966年登上文坛以来最重要的作品，此后，他的创作一直持续到生命即将结束。 1993年，他创作了《我在美丽的日本》。 其实这两部作品之间有思想的转换。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读了最近出版的这四本书，大家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思想历史。

远藤周作是如何用非常感性的方法表达东西这个大命题的？ 例如，他写旅行时，通常使用强烈的风景对比。 风景不仅是东西方的风景，也不是隐喻的关系，而是借用风景直接隐喻人物的思想。 就像《沉默》这本书一样，讲的是日本武士远征墨西哥，去西班牙，去罗马的故事。 这个武士从东边的小岛开始，拓展自己的生活，去陌生的地方。 远藤周作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描绘风景，通过他对这幅风景的认识，读者可以感受到人物的品格。

其中，武士很累，任务没有完成，去西班牙旅行时，看到西班牙一座陌生建筑的玻璃开始下雨，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情节。 雨多一点，他的心情就会有点寂寞，但他没有说为什么。 这时，他与一位非常沉默的随从对话。 他自己梦见了故乡。 他在想这个时候我的日本故乡在做什么。 日本的随从对他说，谷户现在应该是开始储备薪柴的时候了。 武士在故乡森林的落叶中想起了尖锐的斧声，对仆人说：“再忍耐一下。”

周思说，这样简单的话，就能完全挖掘出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情。 当他的生命、命运或身边发生的事情像树叶一样簌簌地落下落叶时，一把非常尖锐非常坚韧的东西——斧声响起，让读者感受到非常沉默的个性和非常忍耐的性格。 远藤周作对人物的描写，并不是完全通过对话和内在来描写，而是用这种让读者回味的方法来描写的。 作为文学家，远藤没有向读者说教人生道理和宗教理论，而是在细节上感染了读者。 这是他非常成功的地方。

《深河》，[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李灿说，《沉默》这本书创作于1980年是远藤周作创作的高峰。 这本书在日本获得了野间文艺奖。 《深河》这本书的故事背景是德川幕府时代。 主人公住在日本一个非常贫瘠的山村，是个身份低微的武士。 突然有一天，他接到藩主的命令，他将和其他三个人一起访问墨西哥。 最初，根据他收到的命令，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与墨西哥达成贸易上的合作。 但是，他们中的几个人正在纳闷，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任务会落到他们这样身份低微的人身上？ 问题的答案随着他们的旅行被回答了。 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原本就是普通人的武士的命运。

罗岗表示，远藤周作是一位比较西化的日本作家，而《武士》小说的背景恰恰是以日本味道的时代背景为背景的。 在日本，NHK的大河剧基本上是以战国时代和明治维新时代这两个最英雄的一代为焦点的。 《武士》的背景是德川幕府试图确立其统治时代，处于日本战国时代的末期，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日本战国时代也有幕府体制，这个幕府被称为室町幕府。 当时的将军不是德川将军，而是足利将军。 在足利将军室町幕府时代的后期，出现了两位日本战国时代的大英雄，其中之一就是丰臣秀吉。 他并没有像德川那样建立幕府，而是被日本称为天下人。 丰臣秀吉病死后，另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在三河地区崛起，之后与丰臣秀吉势力发生了有名的关原之战，丰臣秀吉势力一方败北。 丰田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一派聚集在大阪，德川家康一派聚集在江户(现在的东京)，两派发生了对峙。 德川家康的势力越来越大，这里被称为内府大人。 日本东北地区的仙台藩本来是拥护丰臣秀吉的，但德川家康的力量越来越大，他想让新兴的德川家康看到。

罗岗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神父来到墨西哥，向墨西哥总督报告时，特别介绍了这一情况。 他们既不知道德川家康，也不知道丰臣秀吉，所以说原来有一位将军率军击退朝鲜失败后，势力衰退了。 小说中的四位武士中，有一位聪明的武士在谈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被派往墨西哥？

原因之一是德川家康一直在探寻东北的仙台——，看仙台是否忠于自己的——。 如果仙台能信仰天主教，但江户却禁止天主教，这是仙台不听命令的功劳。 接下来，派人去和墨西哥、西班牙进行贸易。 如果仙台不行的话，也可以拿藩的领地来夺取。

那个藩国为什么要找这4个下层武士作为使者？ 这四个下层武士本来就有好领地，现在去了坏领地，他们对藩主不满，他们想换人。 所以，藩主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如果这件事顺利的话就奖励他们。 如果做不好，还可以剥夺他们的领土。 所以，这次远征其实也与战国时代结束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这是理解这部小说非常重要的语境。

很多人误解的是，将德川幕府时代实行的锁国政策投影到德川幕府时代之前。 但从小说叙述的角度来说，作者的隐含声音与小说中人物的声音是不同的。 据小说中的神父说，自己的血液里流动着殖民地国家的血液。 据日本人说，大海是巨大的战壕，是为了保护我们而存在的。 这看起来像日本人不了解大海。 这也是德川幕府时代的锁国政策在那个时代的投影。

实际上，从丰臣秀吉时代、战国时代开始，日本就是一个对海洋认识非常深的国家。 写于《武士》的这个时代正好是个转折点。 这个转变是日本需要面对太平洋，而不是从濑户内海走向中国。 但是濑户内海和东中国海都比较小，西方人的厉害之处在于进行长途贸易。

到德川幕府时代为止，最重要的港口是横滨，但横滨那时没有开放。 那是为了防止西班牙的入侵。 此时，日本将寻找面向太平洋的良港。 而且，当时德川家康没有统一日本，所以他找了离中国很远的——仙台。 对日本来说，这意味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武士》的历史背景正处于这一历史的转折点。 在下一个德川幕府时代，经过三百年的和平，武士不可能像公司的下层员工一样，晋升。 因为不能建立战功。 所以，武士阶层变得平庸了。

罗岗还补充说，这部小说有趣的地方在于远藤周作使用“武士”作为专有名词。 书上说，长谷仓是武士，没有说名字。 实际上，“武士”和“神父”是一对概念，代表着从日本社会抓住的典型。 远藤周作虽然是一位西化的作家，但《武士》也深深地嵌入了日本的关键历史。 只有在此背景下，读者才能阅读到许多有关信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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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对此也表示赞同。 《武士》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正好是西方天主教文化入侵日本原有文化的非常重要的时候。 这个问题使这部小说特别适合中国人阅读。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是接触的。 最初也是宗教和文化的冲突。 在西班牙神父看来，他认为日本文化非常世俗，日本宗教没有超越性。 日本人的宗教活动、宗教行为多以现世报为基础。

同样，远藤周作对日本文化、对日本信仰的理解，其实也与西方一些学者和神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非常相似。 德川幕府禁教以后，康熙皇帝也于1721年开始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武士》的采访背景是禁教，这和《武士》有共同的背景。 但是，相对来说，《武士》的人物活动舞台集中在日本本土，没有《武士》那么宏伟。 张老师认为《武士》比《沉默》写得更好。 因为它体现了大航海时代广阔的历史背景。 西方人通过大海把世界连为一体后，亚洲人如何看待、如何品味这个世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沉默》中，远藤周作让来自日本山村的不懂世故的武士与神父的船外游。 其中，跨越太平洋，从日本到墨西哥的旅行非常棒。 张生认为，在他的阅读视野中，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没有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小说。

《武士》，远藤周作

实行他对宗教的理解来躲藏

周思说，《武士》一直有政治阴谋，四名武士中，只有一人看到了这个阴谋。 传教士其实是完全的阴谋家，功利的理想主义者。 他自己有宗派，这个宗派不是当时日本主导的传教士宗派。 他想通过这次任务成为主教，实现自己的野心。

这位传教士是亲自进入这个国家大变局的一员，但武士却不是。 自从他们开始这项任务以来，很快，日本就完全禁止了天主教，这项任务本身就没有意义了。 当这个任务在执行中被浪费了，这次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样漫长的旅行是什么？ 命运立足何处？ 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时候，他不由得对他的随从感慨。 谷户是世界，这个世界也是谷户。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悲伤地活着，无法承担自己的命运。

在小说中，武士为了执行任务而接受了洗礼，但其实他们不信仰宗教。 积极传教的传教士和这个武士之间，在哪个更接近神的问题上似乎意见相左。 但其实不然。 在这次旅行中，上帝留下了“爱的痕迹”。 谁理解这份爱，谁理解这份忠实？ 周思认为，武士的随从和藏，被远藤周作认为是接近神性的人物。 他永远能像狗一样忠实地跟随主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抛弃他。 “舍弃”对远藤周作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也是评判一个人时最重要的词。

周思

罗岗说，他也对这部小说中的与藏这个人物印象非常深。 武士其实是领主，与藏只是他的一个仆人。 比武士大三岁的武士胆小，认为无论我去哪里，只要和武士在一起，就能变得大胆。

在小说中，天主教的信仰最后落实到了与藏这个人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远藤周作对宗教的理解——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不需要与西藏信教。 因为他是个差劲的人。 从交换利益的角度来说，和西藏信教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与藏为什么同意神父和天主教呢？ 因为在大航海中，他们遭遇了暴风雨，其中一个同伴撞到了胸部而昏厥，只有神父救助了同伴。

日本是非常严格的等级社会。 安静的下层民众需要这种宗教的慰藉。 这其实和日本战国时代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日本出现了一向宗佛教。 佛教徒带领底层农民和手工业者——日本最没有身份的群体——组成力量，他们以本愿寺为据点组织农民起义。 这次起义在日本非常有名。 这意味着下层人民也可以建立乌托邦式的共同体。 罗岗先生觉得这部小说似乎也埋下了这样的伏笔。 神父带他们去墨西哥，特意穿过印第安人的街道。 他说这是这条街上没有官员的乌托邦。 而且，神父说在日本也要建立这样的村子。 神父在墨西哥表达的宗教乌托邦理想，实际上也是称呼了像与藏一样的人。

嘉宾|罗岗、张生、周思、李灿

整理|徐悦东

编辑|张廷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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