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伙伴玩家都不太清楚杜立特行动，杜立特将军，那么今天解雕侠小编给大家带来一篇 相关的文章，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有所收获，最后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飞行中队突然袭击日本，投下了炸弹和燃烧弹。 这是二战开始以来日本本土首次被攻击，日本大为震动，联合国大为振奋。 “其实，整个突袭作战包括两个部分。 不仅是前面的轰炸，后面的中国人也救出了美国飞行员。” 杜立德作战的民间研究者郑伟勇谈到“如果没有救出，轰炸日本就不能说是成功。” 80年后，当郑伟勇再次谈起这段历史时，能感受到当时的惊险。
轰炸日本本土
1941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其视为“不要脸的日子”。 袭击几个小时后，美军开始研究轰炸日本本土的作战方案。 日本和美国之间任何陆上机场都很远，超过了当时轰炸机的飞行距离。 航母特混队有可能隐身进入打击范围，但舰载机必须从距离日本海岸不到200英里的地方起飞。 这样，航母就在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 因为——必须等待飞机的返回。 失去一艘或多艘珍贵航母的风险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珍珠港袭击后，美军袭击了南太平洋马绍尔群岛( 1942年2月1日)、拉包尔东部海域( 2月20日)、威克岛( 2月24日)、马库斯岛( 3月4日)、新几内亚的赖城、萨拉马瓦( 3月10日)
日本当然害怕报复，但美军的战争不利于让他们放心。 1942年2月，《国际写真情报》杂志向读者保证，东京已经没有面临轰炸的危险。 因为作战范围内的所有航空基地都在日军的控制之下。 “很多美军都害怕炸弹”《日本时报与广知报》在1942年4月17日的报道中说：“他们对日本人钢铁般的意志感到惊讶。”
美国海军高级参谋F.S .罗( F.S. Low )的“顿悟”打破了僵局。 视察新建成的航母“大黄蜂”时，他发现海军基地的跑道上画着飞行甲板的轮廓，突然想到。 双引擎中型轰炸机无法在航母上着陆，但这架飞机有可能搭乘狂风从航母上起飞。 如果轰炸机配置适合一定的长距离飞行，轰炸机中队可以在距离日本海岸500英里的地方起飞，在日本完成投弹后降落在对岸中国东南沿岸的机场。
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 Henry Harley Arnold )渴望将这一构想付诸行动，任命传奇飞行员詹姆斯h .杜立德中校为行动指挥官，秘密进行了这项计划。 杜特选择了B-25“米切尔”轰炸机。 经过改造，B-25可携带1吨重的炸弹，飞行范围可达2400海里。 杜立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7轰炸机大队招募志愿者飞行员，海军教官亨利米勒上尉训练了短程起飞技术。
詹姆斯杜立德
一切都准备好了。 4月1日，在旧金山阿拉米达海军机场，16架B-25“米切尔”轰炸机用吊车吊在航母“大黄蜂”甲板上，用结实的麻绳固定，交错排列，填满了整个飞行甲板的后段。 第二天，“大黄蜂”号出海，与11天后从珍珠港出发的“企业”号航母汇合，编成第16特混舰队，一起指挥海军的哈尔茜(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Jr.)。
大黄蜂号载着B-25轰炸机前往日本
4月18日早晨，第16特混舰队被日本巡逻船发现，行踪暴露。 距离飞行地点还有150海里，哈尔西命令轰炸机马上起飞。 80名奇袭队员5人以16架B-25相继起飞，轰炸机上搭载了几枚炸弹和集束燃烧弹。 一部分炸弹带有日本政府战前授予美国军人的勋章。 另外，一些炸弹上写着：“我不想烧掉世界。 潦草地写着“燃烧东京就好了”和“你们会被炸上天”。
杜立德把日本勋章与炸弹挂钩
4月18日中午，第一架轰炸机来到了东京湾上空。 船上和地上的日本观察哨以为入侵者是友好机，愉快地向他们挥手。 搭载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飞机也飞过了东京湾。 这架飞机离轰炸机很近，一名乘客甚至知道对方的飞行员是白人。 12:30，东京首次被袭击，日本陷入混乱。
返回的第16特混舰队通过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得知了杜立德中队袭击的战果。 当地时间2点左右，东京中午时分，英语播音员突然中止了广播。 沉默了约30秒后，变成了刺耳的日语广播。 虽然几乎没听懂日语，但大家从背景音中听到了隆隆的空袭警报音。 船员们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杜立德的行动成功了。
遭到轰炸的日本
二战后，美军公开的日军文件显示，杜立德袭击对日本的实际损害，造成50人死亡，252人受伤，90座建筑物被破坏，被彻底破坏。 日本的民间统计略高于官方统计。 行动的战果尚不明朗，但其战略意义和给盟军带来的信心无法用数字来表达。
在中国着陆
在世人看来，杜立德袭击者们注定要与衢州(当时称为衢州，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衢州)紧密联系在一起。 按照计划，杜立德中队在结束日本轰炸后，将飞往当时中国空军控制的最东部机场——衢州机场，加满油后飞往重庆机场。 因此，衢州机场在1942年3月下旬到4月中旬期间，加速了大规模的扩张。 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这个“重大国防工程”通过人力手工操作，完成宽60多米、长1200米的一条土石跑道、4条隐蔽线，共计5000米，适用于各类机型的起降和隐蔽。 但衢州机场只有轻型装备，没有专用加油、弹挂设备，没有塔台，没有夜航灯光等设备。
但由于美方过度保密和中美双方沟通失误，中方没有接到杜立德袭击行动的通知，没有开放机场，也没有开灯。 据当时中国空军翻译回忆，衢州机场不敢开灯，害怕日本飞机来轰炸。
16架轰炸机飞离日本时，天气时好时坏，云雾笼罩着所有飞机，暴风雨拍打着机身，飞行员和副飞行员努力保持平衡，保持正确的航线。 8号机组耗油量太大，选择了飞往苏联，于17点25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东95公里的乌纳什机场着陆。 剩下的15架B-25傍晚飞到中国海岸时，燃料所剩无几。
4架飞机迫降在浙江东部沿海，另外11架飞入内陆，继续徒劳地寻找预定降落的机场。 在无法找到引导飞机降落衢州机场的无线信标的情况下，随着发动机耗尽了最后一滴燃料，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系好降落伞，打开舱门，纵身跃入茫茫夜色中。 所有队员中，只有杜立德有跳伞的经验。
杜立德连全部迫降或放弃跳伞几个小时后，大赦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才了解情况，连夜通知地方政府和军队营救美国飞行员。 但是，最先发现和帮助杜立德袭击者的是中国人，当时的营救通知还没有传到民间，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白人。
14号机副驾驶座西姆斯( Jack A.Sims )与村民交流时画的图
1号机的奇袭队队长杜立德比较幸运。 他下到浙江省潜县盛村的田地里，没有受伤。 只是，这块田刚施过肥，杜立德的腰下面是湿的，有一股令人恶心的大粪味。 天亮后，一位村民带他去了盛村以南一千米的白滩溪。 这里驻扎着浙西行署的青年营。 他的出现让中国官兵感到深深的怀疑，直到找到降落伞，青年营少校才马上和杜立特握手，送到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所。 杜立特问这里离日占区有多远，营长告诉他大约40公里，杜立特忍不住说：“好险啊！ 快跳了几分钟就被俘了。
3号机组曼杰( Jacob E.Manch )降落在浙江省遂昌县北洋村北侧山上，被村民发现时，他又累又饿，手和脸被茅草割伤，浑身是血。 村民们护送他下山，看到他真的走不动了，村民毛继富主动要求背他。 毛继富身高174厘米，年轻力壮，背上193厘米的马凳很容易，只是双脚拖在地上，需要别人支撑。 后来，曼奇给了帮他下山的村民一只金表。 山里的人很辛苦。 这个挂钟后来被换成了粮食，没能留下。
同为3号机组飞行员的奥扎克( Charles J.Ozuk )在浙江江山县长台镇大见坑尾山着陆，落地时左小腿被锐利的岩棱划破一个大洞，胫骨外露。 他在山顶上呆了两天两夜，才用树枝做绑匪，努力找下山的路，被巡警发现了。 大见坑村的村民朱财、朱天才等人上山，找到奥扎克，扶他下山。 保长廖诗元将奥扎克送到家中，妻子周兰清洗伤口并涂上草药。 白天让他躺在堂前竹子的躺椅上晒太阳，为了随时可以晒太阳，移动躺椅的位置。 晚上，廖诗元的弟弟廖诗清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扎克，给阁楼铺了地板。
廖诗元与周兰
奥扎克在这张床上休息
4号机投掷手史蒂文斯( Robert J.Stephens )在福建崇安县北部的五府山着陆，他冒着大雨在山上呆了四天四夜，没有东西吃。 第五天，他遇到了几个游击队员，给了他们饭和汤。 史蒂文斯和游击队们一起来到了营地。 那天晚上，他和10个中国士兵睡在一起。 多年后，他仍能想起山上的寒冷。 “我现在还经常梦见他们。 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被子都盖在我身上。 ”
泰德罗森( Ted W.Lawson )驾驶7号飞机试图降落在浙江省三门县南天岛大沙村东边的海滩上，降落过程中两个引擎突然熄火，飞机坠毁在近岸海水中。 除了在后客舱的戴维撒切尔( David J.Thatcher )受了轻伤外，其他4人受了重伤。 罗森伤势最重，他的脸塌陷，牙齿脱落，左腿卡在戴耳机的金属钩上，伤口从大腿一直延伸到小腿，到达骨头，左肱二头肌被切掉，倒在肘弯处。 大沙村的村民听到动静就来帮忙，把他们送到村子里。 第二天，郑富的游击队护送他们到岛的另一边，找船从五嶋门洋面偷了敌舰封锁线送到三门县治海游镇，又转送到临海恩泽医院。 中国医生陈慎言和他的父亲陈省参加了伤员的救治。 罗森的左脚终于被切断了。
陈慎言与陈省若干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下来。 3号机后舱因子( Leland D.Faktor )跳伞不成功，发现飞机遗骸的遂昌县柘德乡北洋村村民将他的遗体抬到村里，停在木板上，搭起棚子看守两天两夜，并转送到衢州汪村第十三航空总站临时指挥部一个月后的5月19日，衢州第十三航空总站站长陈又超少校和200名航空总站工作人员，代表中国空军以军礼安葬了法国克特，王村小学的学生也参加了葬礼。 他的墓地朝西向东，没有坟丘，墓穴前后立着两块蓝色石碑，高约120厘米，宽80厘米，石碑上沿半圆形，顶部刻有美国航空队机翼的标志。 因子的遗骨于1947年移居美国，当时报纸报道说“最后的杜立德队员回家了”，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还保留着墓前的两块青石碑，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也见过，青石碑上的石材用于铺路。 后来改造了道路工程，青石碑又转用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
杜立德中队80名奇袭者，3人在跳伞中遇难，5人在苏联着陆，8人被侵华日军俘虏，64人被中国人民救起。
四个机组在衢州第十三航空航站楼防空洞前拍照
杜立德袭击队员在衢州的签名
获救的杜立德突袭队员大部分聚集在衢州，休养后分批撤离重庆。 4月25日，首批20名突袭队员出发，经衡阳抵达重庆。 4月29日，第二批21名奇袭队员出发，途中遇到了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周有光老师。 周有光临时为他们翻译，并陪同衡阳，奇袭队员经衡阳前往重庆。 5月3日，衢州最后13名突袭队员出发，3天后在衡阳与9号机组5名队员会合。 5月14日，这18名偷袭者乘坐DC-3飞机抵达重庆。 5月18日，7号机组的4名重伤队员和留下来照顾他们的15号机组怀特老师( Thomas R.White )也开始后退，他们于5月28日到达桂林，6月4日到达昆明。
宋美龄在重庆向杜立德、希尔格( John A.Hilger )等人授勋
震惊世界的杜立德奇袭作战，至此告一段落。
寻找“杜立德”
郑伟勇来自衢州江山，当我第一次知道《杜立特行动》被载入20世纪80年代当地文史资料时，他还是个学生。 “当时是当故事书看的，后来看了亲历者写的回忆录，在档案馆里看民国档案，翻旧报纸，慢慢地整个事情就完全清楚了。 ”
1994年，郑伟勇参加工作，同时正式开辟了他对“杜立德行动”的研究道路。 了解得越深，细节往往越模糊。 他想知道各飞机、各队员的着陆位置想知道是哪个村民救援了美国飞行员想知道这些飞行员是怎么被转移的。
2008年，郑伟勇开始实地访问，寻找“杜立德”。 他先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建立可能的地方，然后在现场实证调查，收集当地老人的口述历史。 最初的目标是去淳安找10号机组，“飞机坠毁的地方和5名飞行员跳伞的地方都找到了。 在村民家花50元买了飞机残骸。 这块铝皮是用火烤的，装在竹子做的坛子里，冬天成了烤火的容器。 ”
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种顺利的实地访问很少，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回来。 郑伟勇最痛苦的是寻找5号机组的过程。 “5名船员、4人的着陆地点在文件上明确记载，也在进行实地调查，但没有发现其中的副驾驶员的着陆地点。 他显然在我们江山附近着陆了，所以很生气，但是找不到。 相差一个不就完美了吗！ ”
为了找到这名飞行员，郑伟勇从江山下了路，逐村寻找，仔细爬档案里的蛛丝马迹，前后花了4年时间探索了方圆700公里的区域，终于在江山县大桥镇苏源村找到了5号机组副驾驶员魏德( Rodney R.Wilder
“找到苏源村的时候，我问村里的人飞行员有没有掉下来。 村里的一位老人说，他是美国人轰炸东京的飞行员。 听说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问了一下是怎么送飞行员的，老人说是送到下町的车站的。 与戴维琼斯( David M.Jones，5号机组同乘)的日记完全对应！ ”
江山县营救友机着陆飞行员输出人员事实清册
在实地访问过程中，方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衢州周边的方言郑伟勇也不一定能理解，去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只能找当地年轻人翻译。 另外，最大的问题来自他的“民间研究者”身份。 参加当时营救的多是地方保长、镇长，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冲击，所以不想多谈往事。 郑伟勇来到村子里，“人家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有证明吗？ 有问题，先让村干部找我，再跟你说。 ’面对种种疑问，他不得不说善意的谎言。 “我只能说我是记者。 如果我说我是业余爱好者进行调查的话，村民很难对我的乡下人说想说的话。 但我相信这段历史值得我们研究和记忆。 一边说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一边主张不能做伤害他们的事。 ”
就这样，郑伟勇花了10年的时间，从文件到当地，走访了皖四省数百个村庄，一点一点地确认了在中国着陆的15架飞机的坠毁地点和68名飞行员的准确着陆位置。 “确实找不到7名飞行员的着陆地点。 时间很久了，当事人大多由来已久。 人是在着陆后移动的，但他们的降落伞被拿走后，一点痕迹也没有。 最后，只能确定这7个着陆点的大致区域。 我真的没有找到具体的地方。 ”
他觉得“多走点路，多花钱，让自己快吃、快住都没关系”，有收集和记录即将消失的历史细节的价值。 “这种影响整个二战发展进程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许多牺牲。 我觉得这些人的名字应该记住。 ”
通过“杜立德东京奇袭者协会”，郑伟勇得到了一些杜立德中队员的日记，有几本厚厚的书。 虽然英语不好，但他打算一边查词典一边翻译。 这些日记让郑伟勇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 比如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在招待美国飞行员的同时，负责接待的政府官员把藏着的酒都拿出来喝了，自己也顺便改善了生活。 另外，中国的官员，晚上请女性一起睡吗？ 飞行员以身体不适为理由拒绝了。
轿子代收，人力车代收
郑伟勇感到，这些“小故事”也是加深双方理解的过程。 从中美高层来看，双方交流不畅，往往袖手旁观，但通过救助杜立德突袭队队员，美国平民和中国平民之间交往甚深。 美国士兵被中国人民拯救后，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充分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善良，更看到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也给予了中国人民更多的同情。
11号机组的司机格林宁( Chas R.Greening )记录了沿途的见闻。
我们穿过街道被护送到山区。 这是一次无法忍受的体验。 那天，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多辛苦啊。 当他们伏在路边的水沟里躲避日本战斗机的扫射轰炸时，许多人在街头被杀。 他们往往像积木一样堆起来，等待着以某种方式处理。 如此大量的尸体，对我们来说是很痛苦的景象。 因为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12号机组的司机鲍尔( William M.Bower )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洞穴里看日本人的轰炸练习。 这是犯罪。 但是，没有反击的征兆。 我只需要一架飞机。 我们没有一架正常着陆的飞机。 太糟糕了。 这些中国人是真男人，对四年战争带来的痛苦只字不提。 我们也许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我希望。
这些记录告诉郑伟勇：“当时，这些飞行员是中国人民和战壕队友！ ”让我清楚地感受到了。
日军的报复
时间回到80年前。 杜立德奇袭作战已落下帷幕，但日军随之而来的疯狂报复才刚刚拉开帷幕。
1942年4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击退浙江方面的敌人，摧毁主要航空据点，粉碎敌人利用这一方面轰炸我本土的企图。” 5月15日，浙江会战正式爆发。 日军第十三军五个师由杭州向西进攻，第十一军两个师由南昌向东进攻，十四万日军大举进犯，金华、兰溪、衢州相继沦陷。
日军航空兵在浙战时要轰炸衢州城
在救出美军的地区，日军特别残忍，涉嫌参与救援的人被折磨致死，他们的家人也不例外，为了报复，毁灭村庄的屠杀也经常发生。 帮助杜立特中队5号机组队员的江山湖前村、台长贺陈村，据湖前村村民徐余泉介绍，在浙江省会战时，湖前村民抓住了落单的日本鬼子小队长，当地守备队用保卫仓库的中国士兵的枪打死了这个鬼子。 保卫仓库的中国士兵已经逃跑了，日本鬼子大队的人马杀了村子进行报复，在村子里杀了很多村民。 根据江山公文馆的民国资料记录，湖前村被日寇杀害13人，房屋455间被破坏。 贺村被日寇杀害14人，房屋11间被破坏。
美国飞机着陆地的居民被敌人杀害的统计表，美国飞机着陆地被烧毁在敌人家的统计表
衢州机场的命运令人哀叹。 占领衢州后，日军并不急于摧毁衢州机场，而是先行修复，便于其飞机运送伤员、掠夺物资。 成千上万的战俘和战俘每天都被枪牵着绳子，掘地挖雷，填战壕沟，稍不如意就杀，尸横遍野。 撤退前，日军命令中国苦役用锹和铲子挖土，按距离挖垂直于路线的战壕。 沟宽2-3米，深1.5米，长800米，这样的战壕垂直排列在2000米的跑道上。 跑道硬度高、挖掘量大，日军规定了每人每天的进度，如果不能满足要求，会立即当场枪毙，因此在机场死亡的人不知道其数量。 衢州历史学家徐映璞在《衢州机场记》中写道：“酷暑时，终日摇锄，不能饥食，不能渴饮，不能出汗，不能疲劳休息，老人、弱者、病号、累者、捕食者
更可怕的是，为了阻止中国再次修复机场，日军决定向机场周边喷洒多种细菌，“以居民回归为目标，建立无人地带”。 日军撤离后，江西南城、玉山、浙江衢州、金华、丽水机场一带，几场瘟疫肆虐。
发动细菌战在当时的日军指挥官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赞成的。 日本陆军中将、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对他的《阵中日记》说：“辻中佐考虑大本营使用石井部队，‘我’提出了反对意见，但被置之不理，不仅给日中关系留下了百年的创伤，也给我们的防疫带来了不知利与害的麻烦，山区也给我们带来了麻烦
但是泽田茂没能违抗大本营的命令。 石井四郎亲自率领731部队和1644部队的“远征队”向金华、衢州、丽水、上饶等地喷洒细菌，在20多个县域造成大面积污染。 使用的细菌有炭疽/鼻疽、伤寒、副伤寒、霍乱、痢疾。
“在浙江会战中日军的细菌战中，日军首次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配置细菌武器攻击。 ”细菌战研究者、“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王选团长对《澎湃新闻》说，“细菌战不仅给中国军民带来灾难，日军人员自身也防不胜防。 据日军战时记录，浙江会战第十三军人员第二阶段的“战病”人数从第一阶段的近500人激增近20倍，达到近1万人。 攻击丽水的日军支队总人数在5千人左右，有3千多人的“战病”，必须从丽水机场坐飞机运到杭州。 当时杭州的日军陆军医院客满。 日军参战部队、人员提到战前的混合接种疫苗，但还发生着这么多感染，毫无防备，缺医少药的中国农村人的瘟疫可想而知。 衢州、金华、浙江铁路沿线一带，一连串的稻田没有收割。 因为村民都病了。 ”
关东军作战参谋主任井本熊男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细菌攻击的详细情况。 给广信、广丰、玉山投鼠疫菌，分别投毒化蚤、注射鼠，采用将鼠疫干燥菌混入大米的方法给药，达到了感染鼠、蚤、人的目的。 用霍乱弧菌攻击江山、常山，通过直接往井里投细菌，喷洒食物，注射水果的方法传播； 用伤寒和副伤寒菌对衢县丽水进行了攻击。
日军采用不同的细菌和不同的投入方式，以平民为对象，进行了各种实战实验。 他们把染了毒的蛋糕放在门边、墙边、石头上，让它们看起来就像被遗忘在这里一样。 回家的村民吃了这些蛋糕，会感染死亡。 “远征队”制作了3000个点心，注射了伤寒和副伤寒菌，分发给玉山等地俘虏营的中国俘虏吃，释放了俘虏。 目的是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
浙江综合战后，在衢州、江山、金华、龙游、丽水、松阳一带的战争发生地，尤其是乡村，怀疑是日本军炭疽攻击引起的“烂腿病”。 大赦、衢州、金华各县浙赣和丽水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等传染病。
1943年，浙江交通沿线各县城乡鼠疫、霍乱、伤寒和副伤寒、痢疾、疟疾和恶性疟、炭疽病等多种传染病持续流行。 直到1948年底，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
最后的祝酒
向后撤退后，杜立德袭击队员陆续接到返回美国的命令，但最终有16名队员留在中美印战区与日本人继续战斗，其中5名飞行员后来在驼峰航线上阵亡。
罗斯福向杜立德授予勋章
回国的杜立德和奇袭者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杜立德东京奇袭》成了专用名词。 这些英雄一直没有忘记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
1943年，7号机组机长泰德罗森根据自己的经历写着《东京上空三十秒》并出版发行。 标题页上写着献给所有帮助过杜立德中队的中国人。 米高梅公司根据这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44年8月上映，获得了第17届奥斯卡最佳特效奖。
《东京上空三十秒》封面
治疗泰德罗森和他战友的中国医生陈慎说，他于1944年被公费邀请去美国留学。 1945年3月15日，陈慎言受到美国副总统杜鲁门的接见，当晚特地为他一人放映了专题片《东京上空三十秒》。 在电影里，陈慎言看到了恩泽医院，自己也看到了，泪水盈眶。
1946年，周有光在纽约杜立德的办公室里讲了一个故事。 杜立德对周有光说。 “时间过得真快啊。 你看到的年轻人，现在秃顶了。 ”
战争结束时，80名奇袭队员中有60人活了下来。 他们于1951年和1966年为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逐年聚集，成立了“杜立德东京奇袭者协会”。
中美正式建交后，“杜立德作战”友谊长存。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号飞机的领航员亨利波特( Henry A.Potter )和杜立德的朋友布莱恩穆恩组织考察团来到中国访问杜立德袭击者的迫降点。 1992年东京轰炸50周年时，帮助杜立德飞行员的五位中国老人应邀访问美国，在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与一些袭击队员重逢。 1994年，衢州市与雷德温市结为“姐妹城市”。
1999年，毛继富与美国杜立德行动研究人员一起携带了一大块3号机组碎片
研究了多年的历史，郑伟勇自己也进入了历史。 2012年，“杜立德行动”70周年时，郑伟勇应邀参加。 当时只有5名偷袭者活着，4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2012年郑伟勇(后排左二)与杜立特中队退役军人合影
第二年的另一个活动让郑伟勇的印象更深了。 1956年，杜立德获赠轩尼诗干邑酒一瓶，制作于他出生那年的——1886年。 偷袭者们承诺，在只有最后两个偷袭者活着的时候，他们会打开这瓶酒喝酒，举杯祭奠已故的战友。 1959年，亚利桑那州图库森市向杜立德袭击者协会赠送了80只银质高脚杯。 每个杯子上都刻着袭击者的名字，袭击者谢世的时候，有他名字的杯子倒了。
2013年下半年，只剩下四只高跷杯，这四名袭击队员已经年过九旬，所以他们决定于11月9日在美国空军博物馆举行最后一次庆典。 结果，3名突袭者出席，16号机组的罗伯特海特( Robert L.Hite )因身体不适无法参加。
郑伟勇是唯一在现场目睹了这个节日的中国人。 当时的1号机组助手理查德科尔( Richard E.Cole )拿着百年美酒，慢慢站起来，祝酒。 “老师，我提议为在任务中牺牲和去世的战友们干杯。 非常感谢。 愿他们安息。 ”
最后的祝酒
郑伟勇从中国带来了特别的纪念品。 他向7号机组的机械师兼机械师戴维撒切尔赠送了一个沙瓶。 那来自7号机组迫降的海滩。 向15号机组的轰炸手兼机械师爱德华塞勒( Edward J.Saylor )赠送16张贝壶。 这些贝壶来自15号机组俯冲点旁边的檀头山岛。 送给理查德科尔一号机的小碎片，科尔收到礼物，凝视了很久。 这只是他驾驶的飞机中的一小部分。
郑伟勇把一号机组的碎片赠送给科尔
2018年4月3日，最后一名杜立德袭击者理查德科尔去世，享年103岁。 同年10月25日，衢州市罗汉井6号杜立特行动纪念馆正式开馆，郑伟勇拿出多年藏品精心展示。 他希望这段历史永远铭刻在社会上。
(薛瑞对本文也有贡献) ) ) )。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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