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伙伴玩家都不太清楚康熙除鳌拜撤三藩收台湾的顺序，康熙先平葛尔丹还是先收台湾，那么今天解雕侠小编给大家带来一篇 相关的文章，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有所收获，最后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康熙统一台湾是清代的历史大事，也是台湾的历史大事，因此是清代台湾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学术研究是在不断沉淀积累的基础上推进的，所以学术研究史的整理非常重要。 关于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康熙统一过程中的和谈与决战，以及施琅和有关人物等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多，值得认真总结。 本文拟在探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尽量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明新的研究方向。 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研究康熙统一台湾有一个过程。 陈碧笙详细论述了这个过程。 包括康熙年间清郑多次和平战争、“三藩”平定后清政府入侵台湾和进攻施琅作战的决定、澎湖海战攻占台湾和放弃台湾问题的争论等多个环节，康熙皇帝、施琅、姚启圣等人的历史贡献，以及康熙统一台湾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把台湾和大陆完全溶解[]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杨锦麟运用决策论原理，考察康熙统一台湾战略决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康熙对台湾郑氏的战略决策主要有三条脉络。 即过渡界禁海、议与招抚、军事攻击、三方互动、交叉发展，整个战略决策是以禁抚为重点、抚摸为主，相机破坏为辅、破坏为主、试图抚摸的过程。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康熙掌握信息的渠道主要有三条。 一是正常渠道，即前线各级官员的题本、告示，二是各级官员密奏系统，三是帖木儿式系统，三是相互独立，都直接对最高决策者康熙负责。 对康熙前线局势的研究和进一步军事政治行动的部署和决策，主要是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御门听政形式来贯彻实现的。 []任力、吴如嵩论述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 一种是寻求和平解决途径的政治策略，郑氏由于坚持分裂，多次和谈失败。 二是禁止海迁界的经济封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郑氏的经济困难，但清政府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说是损失大于得，弊大于利。 三是通过“讨伐寓言”、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战略，建立强大的水师，并用武力威慑和政治招抚，实现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康照统一台湾战略有一个从和平统一到战争促进和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当时清郑双方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季云飞、王兴亚、林干分别详细论述了这一战略转变的过程。 []曾景春还从闽海制海权的角度考察了清初统一台湾的过程，明郑统一全国以反清复明，清清统一清灭明，曾在福建沿海从浙东、南到粤东北的海域，展开了长达30多年的制海权争夺战，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646-1662年，郑在强力控制海权时期取得了成功。 第二阶段，1662-1675年，郑清双方维持阶段； 第三个阶段，1675-1680年，闽海权逐渐从郑方转移到清军，施琅攻占澎湖为清代对闽海制海权画下了点睛之笔。 []任力在对比分析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指导后，总结了五点经验。 一是着眼长远战略目标，确定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心。 二是全面分析战略形势，准确把握战略时机。 三是精心策划战略，周密组织作战准备； 四是选择合适的攻击台主将，确保作战指挥协调统一； 五、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打造称霸战场的双刃剑。 []二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和谈与决战研究清代在台湾统一过程中，无论是抚恤还是合战，在激烈的拉锯战之余，曾经多次和谈。
陈碧笙简述了顺治九年( 1652 )至康熙十八年( 1679 )十轮和谈的经过，但由于双方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陈在正评述了清政府与郑成功之间的和谈以及郑芝龙在其间扮演的悲剧角色。 )邓孔昭详细考察了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谈判的背景。 我们认为，双方提出的条件，特别是郑氏集团提出的“对朝援例”问题，清郑双方几次谈判的背景相差很大，双方都想根据形势的变化，利用谈判作为手段，达到自己的军事或政治目的。 根据背景不同，清郑双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也各不相同。 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郑氏军在大陆沿海有较强实力，在战场上稍有优势，清方的条件是郑氏军退出大陆沿海及其岛屿，双方以澎湖为界，根据朝鲜的事例，请代题。 郑方的条件，已经占领沿海岛屿不能让步。 休兵安居，清方须将漳泉潮惠四府粮让给郑氏养兵。 海澄不能特别放弃，但双方可以来往于公所。 第二种情况，如果郑氏军队撤出台湾，清军暂时不能武力攻占，清方的条件是郑氏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保卫台湾，但称臣奉贡，按制剃头，沿海地区可以开放与台湾的通商。 郑方的条件是援助朝鲜的例子，作为臣子进贡，但不剃发。 第三种情况是，清军完全掌握台湾海峡的军事主导权，攻陷澎湖时，清方的条件是台湾人民土地进入版图，官兵按制剃头，迁移内地，服从朝廷的部署。 郑方的条件是想住在台湾，祭祀祖先，照顾房地产。 事实上，郑方最后无条件投降了。 可以看出，清郑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根据各自的实力和斗争形势不断变化。 “对朝鲜援助案例”并不是郑氏集团的专利，有时是清方主动提出的，反而被郑氏拒绝了。 对于清郑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特别是“援朝”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看法，统一和分裂的观点认为，清郑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郑氏集团认为，“援朝”是从祖国分裂出去的文氏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援朝范例”并不是郑氏集团的基本立场，而只是与清方斗争时使用的策略。 清方也曾采用过这一策略，经过多次交涉，清方最终识破郑氏集团提出的“援朝之策”，准备一切渡海作战后，郑氏的“援朝之例”完全失灵，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他认为，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投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顺治三年八月至十二年九月，主要是对郑氏集团主要郑芝龙、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投降。 第二期，顺治十三年至康熙元年五月，在对郑成功申办失去信心后，重点转向郑氏集团下属，试图分化和瓦解郑氏团队。 第三期，康熙元年六月至二十二年七月，招降政策兼顾郑氏集团各阶层，分头，活动频繁。 清政府长期以来对郑氏集团采取投降政策的理由有五个。 一是利用郑氏集团部分人抗清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二是东西方多事之秋，需要各个击破强敌。 三是郑氏集团海上武装力量优势，台海天险； 四、利用郑氏集团官兵依恋亲人故国的思想； 五、清政府在处理台湾郑氏问题上存在内部分歧。 清政府申办政策在不同时期对郑氏集团的影响不同，郑芝龙安抚了清，但郑成功，郑经坚决抵制，将其作为缓兵之策。 施琅、黄梧等郑氏部属以降清，影响较大，此后多名官兵陆续被安抚。
清政府招降政策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前期效果不太明显，后期影响越来越大，到最后郑克塽也要带领整个郑氏集团投降，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关于清廷吸引郑氏集团新史料的挖掘。 秦国经利用清宫所藏顺治和康熙年间清廷招抚郑氏集团的未刊文件，先后刊发庖黄旗下同安侯郑芝龙帖、兵部尚书嘎哈、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密本、郑经致孔元章书、郑经致其姨母董班舍启、藩前督理营礼官蔡政、工官柯平复孔元章讲话文等姚启圣于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二年( 1678-1683 )任福建总督，在军事上与郑军对抗，除后勤上积极筹措军费、筹措军需外，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招抚措施，对郑军开展了许多招抚活动。 吴玫、孙国政分别撰文，系统论述姚启圣的招抚政策、申办工作、投诚官兵安置等事迹，充分肯定郑氏集团和清政府顺利统一台湾的积极作用。 [12]澎湖海战是康熙统一台湾的决定性战役，相关史事记载多有谬误。 施伟青对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 关于清军首次攻击澎湖的地方，《清史列传》等多部史书记载攻击并夺取猫屿、花屿，但实际上猫屿、花屿守备队望风而逃，没有接战。 关于第一次海战中郑军阵亡的人数，多记载为三千多人，但实际上只有两千多人。 保卫澎湖的郑军兵、船额，历史记载不一，从战船30余艘、兵卒6千余人，到战船200余艘、精兵万人或2万、3万、4万人，甚至“数五万人”。 保卫澎湖的郑军约2万人，各种战斗船约200人。 关于清军将士和战船的数量，史籍中也有不同的记载，有水军三万人、战船三百余号、兵五万余号、船五百余号、战舰六百余号、甲士六万余号等几种说法。 实际上，施琅所的统官兵两万人，奇装异服，大小战船两百多艘。 该文还纠正了《澎湖台湾纪略》所载杜舆就施琅进征澎台问题发表谈话的许多谬误。 [13]澎湖海战时的气候，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 施伟青对台湾学者周明德《天气对“澎湖癸亥海战”之影响》(《台湾风物》第37卷第3期)的两个重要观点提出了探讨。 第一，周文根据《台湾外记》和《海纪辑要》载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雨倾盆，六月初六日晴”的材料，施琅“施文先生认为以上史籍叙述发生在台湾，大陆东南也有台湾和不过，施琅征台已于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就绪，夏至南风入征也是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提出的主张，由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是原定出兵日，周文所论不成立。 第二，周文以连横《台湾通史•刘国轩传》等为据，认定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清郑双方决战前夕，澎湖刮北风、西北风。 施文从施琅及其随征将军的报告论到清军15日溃不成军、22日大获全胜的“七日晚”，澎湖从未刮过北风和西北风。 周文之所以出现这些谬误，是因为作者不能正确运用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不利用施琅的《靖海纪事》、姚启圣的《忧畏轩奏疏》这一初级材料，而把次级材料中的不可靠记载作为信史。 [14]周翔鹤认为周文和施文的不同看法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其对癸亥年澎湖海战的研究分别体现了其他学科引进方法和占有史料的不同侧面，各有所长。
周文引入气象学方法，根据台湾大雨推算闽南大雨，对清郑双方决战前后风向变化的分析成立，但由于距离具体史料较远，得出了不准确的结论。 施文则只要详细占有史料，追根溯源，其实两者就能统一。 进一步引入气象学方法和潮汐学方法，可以对施文引用的正反史料做出合理的解释。 例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澎湖高潮现象只能用潮汐学上的风暴来解释。 [15] [16]当时台湾的地位与放弃之争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当时的台湾已经是极其重要、资源丰富的宝岛，在海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台湾，沿岸就不会安宁。 康熙视台湾为“炮弹之地”，在放弃之间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认为只有施琅一人主要留守。 也有人批评弃守论，说那是荒谬的主张，简直是卖国的发言。 陈孔立反对这一看法，认为放弃哪些问题是清统治集团权衡利弊的决策性讨论。 放弃论是错误的，但他们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施琅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夸大了台湾地位的重要性。 此外，也不是只有施琅一人主要留守，就在他四个月前，姚启圣正式向康熙提出了这一主张。 该文用比较的方法阐释了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和当时台湾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康熙皇帝对台湾的综合看法“从全国来看，台湾还不能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应该认真对待”、“当时台湾的地位不如后世重要”等观点提出“康熙统一台湾与当今现实不可类比”等意见，甚至得出“康熙主要进取台湾不如后世重要”的结论[17]李细珠贯穿整个康熙朝，结合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及其理台政策的演变来考察例如台湾在康熙皇帝心目中具有什么地位，康熙皇帝向台湾进取除了消灭政敌之外还有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追求等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事实上，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有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而且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始终是不容置疑的。 他从未放弃台湾的想法。 清郑对立讲和时期，郑氏多次提出台湾“照朝鲜事例办”，康熙皇帝始终不答应，守住了国家统一的最后一道防线。 平定郑氏统一台湾后，臣子议论、舍弃、留下时，康熙皇帝果断地把台湾收入了清朝的版图。 这是由传统儒家大一统观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 可以说，台湾统一是康熙皇帝的大一统观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具体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因此，康熙皇帝的理台政策也有逐渐加强的势头。 从设置府县、拓展海洋、派遣巡台御史，台湾内地化进程逐渐加快，台湾也成为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8]康熙统一台湾的影响和意义，学术界普遍给予肯定。
[19]林仁川、陈支平从经济联系的角度看，康熙统一台湾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经济不可分割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大陆经济发展要求，也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抵御西方殖民者东来，维护中国海上贸易利益的需要[20]季云飞考察了清统一台湾之役的善后问题，清政府统一台湾初期约五年对台湾实行的统治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其主要措施有府设县、驻军防备、郑方投诚官兵配备、奖励攻台功臣、展界清政府的这些措施旨在实现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有效行政管理，促进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进海峡两岸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促进海峡两岸经济交流，巩固东南海防。 [21]陈桐认为施琅统一台湾，强烈敦促清廷在祖国版图内保留台湾，为海峡两岸往来扫清了障碍。 随着大陆特别是福建移民的大量涌入，流行于大陆特别是福建的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广泛传播到台湾各地，台湾文化与福建文化日益统一，最终成为共同的文化区域。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 施琅对促进台湾地区文化形成的贡献和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 [22]三施琅及相关人物研究康熙皇帝是统一台湾的主角，有关史实，一般传记著作都有专门的章节。 [23]陈在正专论康熙在实现台湾与大陆统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解决“三藩”问题后，康熙作出进攻台湾的决定，任命福建总督姚启圣和水师提督施琅为大任，消除施琅与姚启圣之间的分歧，赋予施琅专有权，一举征服台湾基于这一点，文章充分肯定了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贡献，认为康熙统一台湾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事业的继承，康熙是非常贤明的君主，是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24]施琅是康熙统一台湾的重要人物，也有“施琅统一台湾”之说。 施伟青着《施琅评传》 (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施琅年谱考略》 (岳麓书社1998年版)是施琅生平最重要的研究论著，其核心内容也是统一台湾。 然而，与郑成功曾被“赶车复台”认定为民族英雄，并一直受到学界重视不同，施琅因背叛郑投清而备受争议，被诬蔑为“叛徒”、“汉奸”，统一台湾的功绩也令人痛恨。 1983年，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衙村举办了施琅历史陈列室，由衙村委会和侨委会共同举办了施琅历史讨论会，这是施琅研究学术讨论会的首次。 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铎全校给施琅注射的《靖海纪事》，为施琅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文献资料。 1986年机关村施琅将军纪念馆开馆，并举办了第二次施琅学术研讨会。 1996年，为纪念施琅逝世300周年，在泉州举行规模宏大的施琅学术研讨会，泉州市施琅学术研究会正式成立。 会后由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市施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施琅研究》 (许在全，吴幼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99年厦门市施琅研究会成立，后主编出版论文选集《施琅研究》 (施伟青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汇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及个别台湾、日本学者论文和调查报告46篇。
2001年晋江市政府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在晋江举办“施琅与国家统一”学术研讨会，编发论文集《施琅研究》 (施伟青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与历史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泉州市政府联合在晋江举办“施琅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会后，施伟青主编论文集《施琅与台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另外，狮子市施琅学术研究会2006年以后连续出版了多次会刊《施琅研究》 (施性山主编)。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琅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人物，其是非终于大白。 对夫琅和费的理性研究，是在比较中开始的。 施琅和姚启圣在康熙统一台湾大业中，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施琅以功封侯，风景无限，姚启圣无封赏，心存不满，抑郁而终。 全祖望《姚启圣第二神道碑铭》、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及《清史稿》为姚启圣不公平。 商鸿逵写道，姚启圣重整军备，稳定地方，招募投降者，削弱敌人，有过人之长，但在征台海战中只能充当施琅的配角，施琅理所当然立下首功。 [25]陈孔立点了施琅与郑成功、康熙、李光地、姚启圣等人相互关系中的一些史事。 施琅的郑降清先后两次，一次顺治三年，一次顺治八年，其叛降原因是郑施矛盾发展的结果，郑成功杀了施琅的父子俩，郑经后来被认为杀了施琅的两个儿子全家。 “康熙没有对施琅给予重用和戒心。 康熙起初对施琅的“专征台湾”心存疑虑，后来下令专征施琅，完成统一大业。 虽然李光地和姚启圣都推荐施琅，但李光地对施琅评价很高，在台湾放弃问题上李光地主放弃，与施琅主留对立。 收台后，施琅封侯，姚启圣未能叙任，不是因为姚启圣捷报迟了，而是康熙对他不满。 姚启圣和施琅在出征时机和台湾特殊问题上矛盾尖锐，两人为了争功，一条心争，互相掣肘，延长了接收台湾的时间。 [26]施琅早年背叛郑投清，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 汪敏芬不同意陈孔立所谓施琅曾两次清投的说法，认为施琅在顺治8年背离郑成功而清投。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施琅的傲慢和郑成功对他的猜测。 二是郑成功和施琅在政治斗争目标上有分歧。 不能肯定施琅初期的郑投清。 因为他的这一行动违背了当时的形势要求和广大人民的利益。 通过郑成功等人的抗清斗争，清王朝应该注意调整部分统治政策，减轻部分人民的负担，缓和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完全值得肯定； 但是，施琅在这样的形势下，叛离投清，其行为当然难以肯定，不可原谅。 [27]林其泉在施琅投清后收复台湾，并在清朝版图上留下的事例，反证施琅投清是值得肯定的。 他不同意施琅是郑成功“叛教者”的说法，认为施琅投清但没有叛郑。 施琅投清后，协助清政府实现台大统一，正是郑成功当年奋斗的目标，是郑成功想做而不能做的事。 从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来看，施琅是郑成功功绩的接班人和最后的完成人，不仅有功，而且值得充分肯定和永远赞扬。 [28]施琅的复出与李地的推荐密切相关，但事前施琅要求李地推荐。
据施伟青考证，施琅在康熙十九年李地回北京后，向他介绍自己，要求他推荐。 那时有三个有利于施琅复活的条件。 第一，康熙帝开始考虑用武力向台湾进取。 第二，福建水师提督反对台湾用兵，客观上为施琅复辟提供了条件。 第三，当时李地已经晋升内阁学士，在职权上有推荐的可能性。 施琅利用这些条件，通过李光地获得了推荐的机会。 施琅复出成为征台主帅，是李光地推荐的结果，也是施琅准确把握时机、不懈努力的结果。 [29]施伟青还考证了跟随施琅征澎台的亲属情况。 共有33人姓名事迹，其中亲属有四子世骥、五子世骥、六子世骥、七子世骥，以及侄子施顐、侄孙施肇勋、施肇瓒、堂侄施世骥、施世骥4个儿子，这些从军亲属和既要监督船上全体官兵，又表现出同广大水师官兵同甘共苦、共患难、夺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30]统一台湾是施琅一生最大的功绩。 关于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施琅参与决策和具体实施并最终取得实效的情况，学术界有很多论述，并给予充分肯定。 [31]新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可以看到更复杂的面貌。 杨彦杰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当时留下的部分档案，结合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论述了施琅统一台湾的具体过程以及与英国人的关系。 英国人在分析了为什么台湾的郑氏会积极派代表进行和谈后，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 一是施琅在澎湖的积极招抚政策。 二是当时台湾经济非常困难，人心浮动，社会不稳定。 三是澎湖战略要地的失守也是重要因素。 当时施琅能够和平统一台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和政策上的优势，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施琅与英国人的谈判过程中，重要的是是否允许英国人留在台湾通商。 施琅率军攻占澎湖，登陆台湾后，他一方面注意保护英国商馆的安全，另一方面明确谴责英国人与台湾郑氏的贸易关系，要求他们提供馆内情况，并封存所有货物。 但对于今后能否允许英国人在台湾继续贸易，施琅没有公开。 只是，只能反复强调这件事，等皇帝的劝告下来后再作决定。 事实上，施琅在关注台湾战略地位的同时，认为对外贸易要加强管理，不能放任自流。 这样妥善处理对英关系问题，显示出施琅所具有的卓越才能和政治远见。 [32]对于继施琅平台之后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一般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给予充分肯定。 吴温暖表示，施琅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从分析地理环境入手，着眼国家安全环境，深刻揭示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台湾与祖国东南沿海的战略相关性，以及对台湾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表明台湾坚定不移的战略决心。 国家安全环境是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地理是影响战略的永恒因素因此施琅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对保持台湾和祖国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价值。 [33]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 台湾学者石万寿《台湾弃留议新探》(《台湾文献》第53卷第4期)对施琅上疏的动机提出质疑，施琅平台后，台湾占有大量田产，而且疏力主要以台湾为版图，派兵驻扎的真正目的是“维护台湾庞大的田产，”
林登顺《施琅弃留台湾议探索》(《南师学报》第38卷第1期) )也认为施琅攻占台湾后，占有了许多田园，掌握了海上贸易，征收了规费。 施琅上升到《台湾弃留利弊疏》，运用他的力量留下台湾，建设台湾，“也许不是国家民族的大情操，而是贪婪之心下的自身利益”。 那么，施琅上《台湾弃留利弊疏》，力主留台，到底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私利？ 施琅在台湾到底私占了多少田产？ 什么样的评价是公正的？ 李祖基详细分析了《台湾弃留利弊疏》所述留台理由，认为这一切都符合实际，真实有据，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其历史功绩值得肯定。 当然，施琅在平台后仍利用各种手段占有大量田产，而且不能排除疏留台为私利着想的动机。 然而，在郑氏投降、轻易取而代之之之际，人去业荒，势在所难免。 当时，台湾文武衙门、武职大佬招募佃垦、设立官庄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施琅如此。 清初台湾官庄武职占垦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特殊现象，此后经过官庄归公和武职占垦的仔细检查，这个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理。 对施侯租赁的性质及其规模等问题，应依据有关史料进行客观、全面、科学的研究和考察，不得故意回避，不得人为夸大。 在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施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平台后占了不少田产，给自身留下了污点，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其历史功绩。 [34]关于施琅的评价，学术界颇有争议。 王掖全肯定郑成功，并对过去否定施琅的评价进行了批评。 他认为，对郑成功的评价大多是肯定的，但不够，没有看到他对施琅和后代的巨大影响，对施琅的评价大多是轻视、有失公允，没有看到他是郑成功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其实，他们二人对台湾的恢复和开发，以及国家统一的实现，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人物。 特别是，我不同意将施琅贬低为“卖国贼”“叛徒”的评价。 施琅认为虽然有局限性，但那是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能对他苛求。 纵观施琅的一生历程，他的局限，与同时代、同阶级的人相比，并不突出； 而他的胆略、谋略、见识和气概、军功和功绩，在同时代统治阶级的人物中，是超人。 他在澎湖克取、台湾平定、恳留台湾、善后安置等诸多方面的贡献重大。 他在完成国家统一使命过程中所建立的业绩，将对今后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施琅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35]施伟青对王現与施琅反郑投清、姚启圣的矛盾斗争及其平台动机等方面给予了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一些具体论述往往与史实不符，并提出了讨论意见。 关于施琅反明投清，施琅、郑交恶的主要责任在于施琅，王文把施琅、郑交恶的责任都归咎于郑成功是不准确的； 对于施琅和姚启圣的矛盾，施琅并不像王文说姚先生能照顾和尊重自己的身份，实际上施琅经常对姚启圣发动攻击，对于没有争功行动的施琅的平台动机，正如王文所说：“上为国家没有杀郑氏，不是因为不想杀，而是杀不了，不敢杀，当然客观上有利于统一台湾的和平局面。 在对施琅的评价上，王文所谓“超人”的表述也有失偏颇，应该尽量恢复施琅的本来面目。 施琅怀着复杂的思想动机摧毁了台湾，澎湖海战后，他能正视现实、认清形势、理性处理施拯之间的夙怨，使台湾不战而顺利化为清淤版图，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是因为他的这些行为被强迫
[36]苏双碧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肯定了郑成功和施琅都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施琅跟随郑成功抗清，击败他率军立于台湾的郑成功后裔，统一台湾，长期以来被一些人视为“叛徒”。 这既有不正确的民族观的用处，也有狭隘的世界观和错误的历史观的用处。 从宏观角度看，从施琅一生的主流看，他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不要对施琅降清责难太多，不要用所谓的“气度”观否定他。 [37]学术界对施琅的评价越来越合理。 学者呼吁实事求是地评价施琅。 施琅是要破除“海盗”、“背将”、“卖国贼”这些不实之词，施琅无疑是对国家有功、对民族有功的爱国将军。 [38]然而，社会文化界却猛击了这一艰难的学术理性。 2007年3月，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新闻媒体和文化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其中心议题面向施琅是民族英雄还是汉奸，以及相关清朝历史地位是否正统的问题，“参加讨论的人有大陆、台湾、香港、中国的旅外学者、海外华人，从普通网民到历史专家，这是社会变革[39]其实，参与争论的人大多是借题发表某种意见。 如果真要讨论施琅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了解一点施琅研究的学术历史，就不会说出来。 不是完美的人，夫琅和费也一样。 邓孔昭认为，施琅这个人很复杂，在清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确实立下了丰功伟绩。 然而，在这灿烂的光环背后，却并不那么光辉、高尚，甚至还伴随着阴暗丑陋的行为。 强烈抵制“专制权之争”，“南风”、“北风”之争不是酒，与姚启圣的关系有点忘恩负义、不择手段，在弃台问题上前后矛盾。 在台湾占领民运田产、逃避政府田赋等五个方面，可以看到施琅这个人的另一面。 但是，这并不全面否定夫琅和费。 不可否认，施琅在清初为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 历史人物评价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全方位观察。 [40]姚启圣、李光地也是康熙统一台湾的重要人物。 学术界对姚启圣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贡献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是与施琅比较进行的。 邓孔昭、孔立、陈在正撰文，详细论述姚启圣就任福建总督时，为台湾的归清、全国统一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以政冶赢得民心，加强肃清、人力资源管理，加强福建后方基地建设，分化、瓦解郑氏队伍。 二是在军事上为打开清军在福建战场的不利局面、廓清郑氏沿海势力做出了显著贡献，并在推荐施琅、整顿军队、提高清军战斗力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在军需后勤方面积极推动赵粮饥荒、造船、捐资捐躯，为清军进取准备了台湾所需物资基础。 四是台湾归清后，着力收拾残局，最先提出将台湾留在清领土的主张。 姚启圣在台湾归清过程中，在政治、军事、后勤、善后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应被视为清政府统一台湾的一大功臣。 但台湾归清后，康熙帝多次重奖施琅，再授其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取代无差别。 姚启圣不仅没有获奖，还两次受到严厉斥责，死后也没有任何中伤。 姚启圣为什么遭遇“不如奖”的不幸呢？ 这里与康熙的好恶和官场的不合有关。
施琅和姚启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贡献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应该看到作为封建官僚互相争功的事实。 姚启圣在“让功”疏中，表达了对朝廷赋予施琅专权以来的不满。 康熙适当地谴责这种对成功的怨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以此来全面抹杀姚启圣的功绩实在太多了。 学术界对姚启圣的评价大多是客观的，但仍有“扬施抑姚”的倾向。 [41]后继的研究论，主要针对这种“遏制姚启圣”的倾向，充分展现了姚启圣对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贡献，分析了姚启圣与施琅之间的分歧，洗清了加在姚启圣身上的种种罪名，为姚启圣正名给姚启圣以历史评价[42]实事求是地评价姚启圣的贡献是必要的，但如果走向极端，走向“姚抑”，那就太正确了。 徐晓望认为施琅和姚启圣是清廷收复台湾的两大功臣，由于施姚关系由合作演变为敌人，不仅两人生前互相争斗，而且后人也互相对立，故分别邀请历史学家进行了叙功。 因此，史学界对施姚功过提起诉讼，成为清史的一大公案。 通过对施琅和姚启圣关系变化轨迹的详细梳理，应该说姚启圣对台湾统一是有效的。 他让清廷决心统一台湾，推荐施琅，最后办成这个大功的是施琅，这是不争的事实。 [43]李地是清初理学名臣。 学术界注意到他的学术成就，但对其工作的功绩显然被忽视了。 其实，在康熙统一台湾的过程中，不仅施琅和姚启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李地也作为当时康熙皇帝身边的谋臣，积极参与其中。 李光地与施琅、姚启圣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对他们两人的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孔昭论述了他们三人在台湾统一中的互动，认为李光地和姚启圣都推荐施琅为征台主将，帮助李光地获得施琅专有权，三人分别为台湾统一做出了贡献。 但李光地与施琅、姚启圣在放弃台湾问题上出现分歧，施琅、姚启圣主张保留台湾，李光地主张放弃台湾，在肯定姚启圣、施琅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不可忽视[44]学术界肯定了李光地在康熙统一台湾的功绩另一方面，在康熙帝决定对台湾郑氏政权采取武力攻略之策后，李地又推荐施琅担任征台司令。 同时，这并不讳言李光“弃台”的局限性。 [45]李宇思、施宣圆甚至认为没有李光力推荐就没有施琅平台； 至于所谓李地的“废台”论，他辩解说，实际上李地只是以委婉的语气向康熙皇帝进言，不能断章取义地否定李地。 特别是李光地建议，不要忘记“以万人之戍每三年回省一次，最三千人”的保台措施的功绩。 [46]清政府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其他利益相关者还很多。 刘德鸿勾智黄性震的生平事迹表明，他为福建总督姚启圣献计献策，主办“修来馆”，招徕郑氏官兵，瓦解郑氏集团，争取刘国轩，也是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功臣[47]陈支平、林枫与清代水师名将施琅比较万正色，认为从清军与郑氏集团的交战史来看，万正色的贡献不亚于施琅。 如果不是万正色率领的福建水师在福建沿海彻底击溃郑氏海上船队，逼迫郑氏军从福建沿海各岛全线撤到台湾、澎湖，施琅也不可能平安以福建为据点带领水师指示澎湖，最终占领台湾。
因此，康熙在统一台湾过程中在军事上做出的杰出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但在收复台湾问题上，万正色与施琅的战略视角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而在对郑氏的策略上，施琅主战、万正色主抚； 另一方面，清军占领台湾后，施琅主保护，万正色主舍弃。 施琅与万正色相比，确实有其高明之处。 [48]施琅麾下各镇的总兵官如吴英、林贤等，学术界也有相关论文。 李鸿彬运用手稿吴英所著《行间纪遇•施琅进攻台湾事》，论述吴英辅助施琅平台通过，特别是澎湖海战的史实。 他认为，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后，即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如何在平台策略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两人发生不和，施琅三次邀请同安镇总兵吴英于雅合作，共谋出征。 吴英帮助施琅分析清郑双方的形势，如果力主清军首先要攻占澎湖，台湾就是不攻的澎湖海战，施琅初战受挫，对攻击澎湃平台失去了信心。 吴英针对施琅无力的思想感情，为施琅分析了首战失利的原因，提出了再战胜利的措施。 施琅两次攻打澎湖，按吴英作战方案行动，打败郑军，取得大胜。 吴英知道施琅的父亲、弟弟、侄子为郑氏所杀，有“三世”之仇，敦促施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公报私仇。 施琅完全接受吴英的意见，接受台湾郑氏将士投降。 [49]施伟青认为，李鸿彬的论文引用吴英《行间纪遇》的相关史料存在诸多错误，未结合其他史籍，特别是资料史料进行考据。 结论有很多错误，文章一篇篇都是错误的，尤其不满吴英抬举自己，看不起施琅，“吴英这样叙事，太多谎言。 即使李文根据其记载进行研究，也很难得出客观的结论”。 [50]王遵旺、方遥、刘婷玉利用新发现的《马平霞殿林氏本房族谱》等资料，执笔《清代林贤总兵与台海战役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详细叙述了林贤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参加平台之战的历史功绩论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郑氏方面的人物。 陈立系统论述郑氏官兵清降事件，认为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率全体官兵回清，此外史料检出八九十余件，清降官兵具体人数无法统计，其中仅总兵以上官员就达60余人，大致有三次清降热潮北征导致一些“北兵”背叛郑投清。 郑成功逝世和郑氏内讧引起部分郑氏亲属和将军的叛离； 清军进击，郑军溃败，清方投郑的官兵和各地“山寇”纷纷降至清军。 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分析。 从政治上讲，郑军内部对清的认识不一致，决心坚持抵制清的人并不多。 在经济上，郑氏集团长期经营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以几十万计，几十年坚持抗清，物资供应相当困难，三次清高潮的出现，从与经济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有关的思想情况来看从郑氏的内部关系来看，郑成功的专断和郑经的无能，迫使一些官员不得不叛离，而且部际矛盾也对郑氏官兵的清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郑氏官兵投清的历史现象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将其归咎于郑成功个人，或归结于海商集团的特性，也不能说明问题。 在诸多因素中，郑氏团队结构复杂，大多数成员没有“恢复中兴”的政治要求。 在他们看来，清郑双方没有根本的区别，这可能是让大批郑氏官兵落清的重要因素之一。
[51]吴玫专攻黄梧清降，顺治13年( 1656 ) 6月，郑氏前冲镇利用黄梧为海澄独守之机，进城投诚，被清廷封为“海澄公”，认为是当时清郑斗争中的一件大事。 黄梓因揭阳战败而受罚，厦门住所为郑鸿逵所占，因不满郑氏而落清。 黄梧投清后，为了报答清政府的重用之恩，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两件事。 其一，向清廷推荐施琅，认为铲除郑氏集团需要重用了解郑氏内幕的人才。 其二，要求推荐清廷，赋予因特殊情况征讨的权力。 征兵的同时，黄梓也很注意安抚和部署郑氏官兵的工作。 黄梓就如何消灭郑氏集团，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措施。 首先，提出诛杀郑芝龙。 其次，指出郑氏集团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再次提出平海五策； 最后，建议趁着有利时机，攻击黄金、厦。 黄梧降清后，忠实执行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实行的压双手方针，积极为清廷出谋划策，讨伐郑氏集团，分化郑军队伍，使郑经撤出台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2]郭蕴静谈到康熙统一台湾的政策和刘国轩的最后选择，认为刘国轩不仅是掌握台湾兵权的重要人物，而且不满郑氏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和相互抵触。 清政府非常重视刘，曾多次派遣“招募国轩”。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施琅进驻澎湖群岛前，再次派人到刘国轩，以“据其病”(此时刘受重伤)，携书征集，进一步阐述清廷的政策和对刘的希望。 此后，刘国轩最终选择和平返回大陆的道路，与清政府的正确政策和施琅忍耐的工作直接相关。 [53]四结语综上所述，大陆学界关于康熙统一台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和深化认真总结。 在此，我只提出三点供学术界考虑。 一是研究领域有待拓展。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政府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战略决策、清郑和的商议与决策，以及施琅等重要历史人物，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国际背景、东亚海域的各种政治势力、清朝内部政局演变等问题关注较少。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厘清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观察康熙统一台湾问题的复杂方面。 二是新史料的利用。 另一方面，毋庸置疑，大陆学界将加强对西班牙语、日语资料的利用。 另一方面，中文资料也需要进一步挖掘。 近年来，大陆地区第一历史资料馆、台北故宫和中研院史话所关于清代台湾资料的系统整理共出版了三部大型史料集： (1)中国第一历史资料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 ) 230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2)台湾史料集成编委会编《台湾史料集成》系列丛书、《明清台湾档案汇编》(110册)、《清代台湾关系谕旨档案汇编》 )、《清代台湾地方志汇编》 ) 28册)等，远流出版公司2004-2009年版； (3)刘铮云主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台湾史料汇编》 (目录、索引、DVD光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 这是进一步开展清代台湾史研究的良好学术基础，也是推进康熙统一台湾研究的重要资料文献资料。 三是加强同台湾及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 本文主要对中国大陆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原则上不包括台湾和海外学界的研究论著，只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涉及。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忽略。
相反，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时，在任何论题上，都必须充分关注台湾及海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与台湾及海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 这样才能避免“自说自话”的尴尬，使康熙统一台湾乃至清代台湾史的研究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备注((陈碧笙) 《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2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352-367页。 ()杨锦麟( 《康熙战略决策的形成及其特点一例》，《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任力，吴如嵩( 《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及其得失》，《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季云飞： 《康熙帝统一台湾斗争方略探析》，《学术论坛》1997年第4期； 王兴亚： 《清朝收复台湾策略述论》，《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4期； 林干： 《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季云飞： 《论康熙帝进取台湾的战略决策及其实施》，《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 )曾景春( 《清初统一台湾过程中闽海制海权的争论》，《军事历史》2004年第2期。 ()任力( 《清代初期两次对台作战的战略指导》，《军事历史》2000年第1期。 ()陈碧笙( 《清郑之间的和谈》，《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陈在正) 《评清政府与郑成功之间和战的得失——与台湾学者商榷》、《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陈在正： 《郑芝龙在清郑和谈中扮演的角色》、《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88年第3期)。 ) )邓孔昭： 《论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谈判和“援朝鲜例”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1期。 ) )邓孔昭： 《清政府对郑氏集团的招降政策及其影响》，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47页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95-110页。 [11]秦国经： 《从清宫秘档看清廷招抚郑氏集团的历史真相》，《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吴玫： 《论姚启圣的招抚活动》，《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孙国政： 《论姚启圣对郑氏集团的招抚》，《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1期。 [13]施伟青： 《施琅进军澎湖几个问题的考订》，《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14]施伟青： 《关于澎湖癸亥海战的气候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2期。 [15]周翔鹤： 《关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郑澎湖海战的天气及相关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 [16]施伟青： 《再论澎湖癸亥海战的气候——也论相关方法论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 [17]孔立：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18]李细珠： 《略论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及其理台政策的演变》，《台湾历史研究》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06-128页。 [19]一般论述见王政尧： 《略论康熙统一台湾及其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3年第2期； 李尚英： 《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第5期。 [20]林仁川，陈支平： 《试论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统一的经济必然性》，《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21]季云飞： 《清统一台湾之役善后问题研究》，《台湾研究》2002年第4期。 [22]陈桐： 《施琅统一台湾与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3]孟昭信： 《康熙评传》，业绩篇，第三章《台湾统一、海贸易》，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28页； 蒋兆成，王日根： 《康熙传》，第三章《清郑间战时与殡抚兼施终台湾》，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92页。 [24]陈在正： 《论康熙统一台湾》，陈在正、孔立、邓孔昭等： 《清代台湾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90页。 [25]商鸿逵： 《姚启圣和施琅（清史札记一则）》，《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205页。 [26]孔立： 《施琅史事的若干考辨》，《福建论坛》1982年第5期。 [27]汪敏芬： 《关于施琅的叛郑投清》，《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8]林其泉： 《施琅投清简析》，《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 [29]施伟青： 《关于施琅复出前夕的若干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3期。 [30]施伟青： 《从征澎台的施琅亲属族人考述》，《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 [31]许良国： 《略论施琅统一台湾的历史作用》，施联朱，许良国主编《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425页； 陈在正： 《施琅以战逼和统一台湾的决策》，《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4期； 陈桐： 《论施琅统一台湾的历史功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 王思治，吕元骥： 《施琅与清初统一台湾》，《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胡沧泽： 《施琅与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决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4期。 [32]杨彦杰： 《从外国资料看施琅统一台湾》，《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33]吴暖： 《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的战略指导价值》，《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4]李祖基： 《论施琅台湾弃留利弊疏的背景与动机——兼谈清初台湾的官庄及武职占垦问题》，《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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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就是康熙除鳌拜撤三藩收台湾的顺序，康熙先平葛尔丹还是先收台湾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能给广大手游玩家玩家们带来一些帮助，更多关于的内容，尽在解雕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