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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篇文章是来自新疆志愿者的采访手记。 文章很长，但请耐心阅读。 因为这是跨越野人山的抗战远征军老兵生死攸关的沉痛而厚重的回忆。 无数生动真实的细节，说明了那场战争带来的残酷和创伤。 如今远征军老兵任铮已归军，编者希望他的经历，和他背后中国军人和经历苦难的人们的真实历史，能被我们知晓、敬畏、铭记。
老手简历
姓名：任铮
出生日期： 1919年5月27日
去世日期： 2016年1月5日(享年97岁) )。
出生地：河南省焦作市温县
居住地与逝世地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第一小学家属院
抗战简讯：任铮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7届，1941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部无线电局长、上尉军衔。 1942年5月从野人山撤退回国。
引言
75年前，中国远征军首次进入缅作战。 历史不会忘记曾经为国而战的英雄们。
一九四二年春、一九四五年初，为了抵抗日本法西斯分子，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中国远征军沿着滇缅公路挺进缅甸境内。 这是我国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人首次走出国门到海外作战。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上缅甸战场后，被日军切断了回国通道。 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决定率部从野人山撤回云南。 这片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瘴气弥漫，毒虫四起，野兽肆虐。 为了回归祖国，四万多个远征军魂断野人山，成为世界军事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
任铮是一位曾经活着走出野人山后幸存下来的老兵。 时隔七十多年，每当谈起失去的战友时，老人就会落泪。
以下内容是2015年5月笔者的采访
阳光透过白杨树，把树叶投射在晶莹的柏油路上，路边操场上活跃着孩子们开朗的身影，回荡着全国第三套小学生广播体操，穿过兵团绿色的小路，走进第六师团五家渠市第一小学深处的家属院。
“你们来的正好。 再晚来一两个月，可能见不到我了……” 今年96岁的任铮看到记者和志愿者一行人来访，笑着打着招呼。
“不，不，至少活到一百岁吧！ ”抗战老兵新疆志愿者负责人丁德保( 2017年7月22日病逝)在任老的搀扶下说。
一直咳嗽、喘着气，扶着儿子的手，从沙发上颤抖着努力站起来。 他再次确认了那天的日期。 2015年5月24日，他希望至少活到日本向中国投降70周年之日。
鬼子来到了故乡任铮的故乡河南温县。 出身书香门第，回想起抗战往事，任老心头一热，眼中浮现出“消沉少年郎”的身影。
1937年夏天，任铮从县城中学毕业后，来到开封，准备继续求学，但求学之路因战争而混乱。
“当时，天上有飞机，远处有烟，耳边有枪声，街上到处都是拿着行李避难的人。 有很多学生，有的开封本地，最多的是东北、河北、华北，他们都跑到鄱阳湖那边去住。 ”
林铮说，看到这种人心惶惶的紧张，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鬼子来了，无家可归了。
当时，开封的街头和学校到处贴着抗日救国的布告。 在一个布告之前，任铮看了国民革命军军委通信兵团训练大队的招生后，任铮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考试。
考试科目还有英语。 当时，通信语言由数字和英语组成，任铮多亏自己学习了英语，参加过考试。 三四百人只录取了60多人，任铮被分成了无线电专业班。
1937年底，任铮和同学们坐火车到郑州至武汉汉口训练大队，为了尽快学习使用，同学们不分昼夜地学习密码、密码和报纸。
随着战火的蔓延，学生们不断搬家，曾经搬到湖南长沙的中正路，湖南洞庭湖旁的南县。
1938年夏天，学生们搬到了湖南东部的醴陵。 训练大队的教官毕业于黄埔军校五六期。 任铮记得当时的大队长叫沈富存，连长叫陈，另一个队长叫李荣。
学习了一年广播知识后，任铮于1938年毕业。 这时，训练大队搬到了湖南常德。 任铮被分配到设在湖南南县的“长沙防空司令部”的电台。 从那时起，电台成了任铮坚守的抗日阵地。 “嘀嘀嘀”莫尔斯电码是任铮最亲切最熟悉的声音。
随着战争的变化，任铮辗转桂林，来到重庆的“防空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驻扎在四川省广安县的图书馆里，任铮记得对面就是杨森公馆。
“那个时候，广播工作特别重要。 例如，我们接到日军飞机的飞行信号，马上把电报准确地发送到指挥部。 指挥部根据信号攻击敌机。 所有的命令都下达了，要出击哪个部队，用收音机发送。 这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
任铮说，当时，他的司令部有三四名情报员，深感责任重大。 最担心的是电报得不到及时传送，弄错军方信息。
随着战争对通信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1939年任铮考入黄埔军校第17期设在贵阳的通信兵科独立第三大队，在这里，任铮进一步学习了通信知识。
1941年，任铮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昆明营通信指挥部。
1942年3月8日，日军退兵前往“恶魔之家”，攻占缅甸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西南。
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政府动员10万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 任铮是这十万名士兵之一。
那一年，任铮被派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罗卓英部任广播局长、上尉军衔。 司令部位于缅甸中部的町眉苗( Maymyo )。
想起去缅甸远征的事情。 任铮说，当时远征军从中国到缅甸都坐大卡车。 车白天晚上都在跑，不记得开了几天。 我只记得到达目的地后看到了大象。
在缅甸，任铮所在的无线电台主要负责与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联络。 当时，杜聿明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兼第五军长。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浴血奋战，多次挫败敌人前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但此后由于盟军无力配合，战斗失利，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不得不撤退。 但是残忍的日军想将远征军置于死地，切断了远征军的回国路线。
远征军将士们跟随杜聿明将军，选择了非常危险的归途——，越过野人山这片原始森林返回国境。
对于这条可以回归祖国的退兵之路，任铮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但是，他听说了很多“进入野人山是必然的”的传闻，野人山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吗，在没有进入之前没有概念。
“请记住。 缅甸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中部偏北的内陆城市)，我们接到命令，当场销毁所有重型武器的组装。 包括我们的电台在内，那些装备都是被浇上汽油，燃烧着火焰的老高。 ”
任铮说，这样做当时是为了减轻负荷，切断日军的追击。
楚抗战史专家戈什亚就部队进入野人山前的情况写道。 “5月中旬，部队到达曼德勒以北500多公里的村子时，已经没有道路了。 军长命令将重型装备全部集中销毁，原本车辆上的1500名重伤者被部署在原地。 ”。
目前在安徽合肥的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野人山撤退的回忆。
"一名军官召集了1500名伤兵询问他们。 现在我们无处可去。 你们和我们一起去也是死路一条。 你们自己想办法处理吧。 然后伤兵，剩下一点汽油，走吧！ ”。
“看到这么多伤兵自焚而死，我们爬在地上哭了起来。 ”刘桂英说，“是哭他们，也是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邱仲岳将军在《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二)——一个老兵的亲身经历》上写道。
“……(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黄昏时分，第五军军部和第六十五团(新二十二师总部)主力到达莫之林( Mode )营地。 军队直属部队及各部队伤员一千五百多人进驻莫城林东南方村落……五月十六日，第五军主力部队徒步出发，伤员和辎重全部留在莫城，或者是因战伤或战伤的咸生为中国人，以死为中华鬼之志，宁为烈士之死
所谓“死路”，前路地处缅甸密支那以北胡康河谷一带的原始森林，地处中印面子边界，方圆近300公里，遮天蔽日，野兽肆虐，瘴气腾腾。 面子的词义是“恶魔的住所”，因为有野人出没，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野人山”。
越过这片原始森林，走向中美边境，直线距离为138公里。
“在进入野人山之前，准备从印度撤退的好朋友李国栋告诉我野人山非常危险。 给了我几盒火柴、两双橡胶底鞋和一件雨衣。 我的一个同学给了我治疗感染、发热、恶性疟疾等疾病的药品。 我把手枪给了他。
“任铮后来觉得，这些宝贵的东西救了我的命。
据抗战史专家戈叔亚考证，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约有四万多人，经由远征军副司令员杜聿明率领的野人山撤退。
还差一步我的勤务兵就没跟上。 “刚进山的时候，还有工兵在前面开路。 我们走在后面。 原始森林的树很高，树叶又大又密，阳光也射不进来。 白天和晚上一样，潮湿闷热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几乎都穿着草鞋，没人戴手表。 我手里有一根指向北方的针，我身后有四个通信兵。 ”任铮回忆说。
根据史料记载，1942年5月的野人山，闷热得很。
那些既没有野外生存，也没有接受过丛林战斗训练的远征军官兵，只能依靠不准确的地图和少数向北的指针，摸索前进。
对于当时23岁的任铮来说，当他发现球队正在慢慢崩溃时，他感到不安。
“我们上山没几天就开始下大雨了。 雨像石头一样打在身上，我马上穿上了雨衣。 雨太大了，雨衣穿透了，很快地上就出现了水坑，一些地方开始发生山洪。
”任铮说，很快工兵也不能开路了。 起初，队伍排得很齐，经过原始森林，后来，人越走越散。
缅甸雨季始于每年5月中旬，至10月底，野人山整天笼罩在倾盆大雨中，雷电交加，“恶魔之家”的恶魔开始觉醒。
1942年5月13日，杜聿明向断后负责任务的第九十六师下达“亲自突围”命令后，跟随他前进的军部新闻记者不慎坠崖身亡，唯一的电台被损坏。
进入野人山的远征军官兵，从此失去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
不久，上山时带的粮食越来越少，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官兵之间蔓延。 随着热带森林雨季的到来，山间的小溪也变成了汹涌的河流，整个队伍在没完没了的暴雨中慢慢崩塌。
“走着走着，不小心丢掉了性命。 ”林铮回忆说，一路下来，他看到周围的很多战友滑进河里，就没有发生。
死亡正在接近正在进行中的中国远征军。
林铮，作为电台的局长，本来，他身边还带着四个通信兵，走着走着，有病逝的，有滑进沼泽地的，也有被山洪淹死的，最后只剩下一个兵，他们向北走，朝着祖国的方向前进
“他是我的勤务兵。 我的毕业证书、黄埔军校的通讯录、电报代码都在他那里。 他帮我背了行李。 四川人，很能干，人也很好。 再走一步，他就跟上我了……”
这时，任铮突然忍不住呜咽，眼泪夺眶而出。 那是多年来任铮最不想想起的场景。
当时，他们正在大雨中走过狭窄的木桥。 任铮刚过桥，等着他的勤务兵过桥。 那时，工兵团来了，拆除了桥梁，阻止了日军的追击。 任铮拜托工兵团等着。 等他的勤务兵来了再拆，但军令如山，他们必须在三分钟内拆桥。 分钟，木桥被拆除，随着滚动的激流迅速消失……
眼看着桥不见的时候，在悲伤和恍惚中，任铮远的泪水与他的勤务兵离别，心像刀割一般。 他背着行李，无力地站在那里，向任铮挥手告别。 “没吃，没吃，没药，他过不去的话会死的！ ’谁都哭不出声音来。
实际上，在最后活着离开野人山的官兵中，任铮找了很多，但都没有找到他的勤务兵。
醒来，他们都死了，流着眼泪离开了他的勤务兵。 任铮沉浸在悲伤中，只有他一个人。 渴了喝雨水，饿了吃了野果野草，但那些东西很难消化，又饿又累，筋疲力尽。
林铮不知道，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野人山看不见天空，阴霾潮湿，腐烂的气息令人窒息，漫山遍野的蜈蚣、蚱蜢、蛇，还有叫不出名字的毒虫到处肆虐，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方圆几百里都有无人区。
最厉害的是癞蛤蟆。 “那只蚱蜢比中国蚱蜢大得多，拇指那么大，吸血，手掌那么长，手腕那么粗，咬着你，你根本不知道。 ”
林铮说着拍了拍自己的右脚。 行军休息的路上，林铮发现自己的脚胀成了几个大包。 每个包里都露出了蚱蜢的尾巴，我知道蚱蜢进去了。 林铮拼命拉，只拉了一小节就剪了。
这时，沿途行军的士兵告诉他，蚱蜢进了肉里也出不来。 必须用力拍摄蚱蜢被刺的部分和暴露的身体。 在这个拍摄中，拍摄了七八部，都是吸血出来的。 每个都有两个食指那么粗。 任铮说，到目前为止，脚被蚱蜢咬到的地方没有反应。
雨林里的虫子可以吃人。 任铮有很多官兵不能沿路行走，躺在泥水里，一会儿就被蚱蜢和毒虫包围了。
在路上，任铮看到了太多官兵的尸体，也看到了卧病在床的官兵自杀，也许这对于生死难求的他们来说，甚至是一种解脱。
“在野人山这样的环境下，心理承受能力确实已经达到了极限。
“任铮沿路看了太多尸体，其惨状无法形容。 他已经不记得在山上走了多少天了，只是朝北走。
走着走着，林铮在一片山谷里看到了房子。 原来，那里是中国侨民，他们在深山里采珠。 他们说服林铮留下来和他们一起采集玉石。 因为再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我是军人。 我必须遵从军令回到祖国。 ”任铮说，当时，这种强烈的信念支配着他。 出发前，华侨送给任铮一袋干粮、一口铁锅、一根火柴，还有一只成年鸽子大小的红玉，红玉要防备万一。
依然不知道在深山里走了多远。 最后一口粮食吃完后，林铮只能吃野草充饥。 林铮后来吃不下东西，连举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当时只好丢掉了价值连城的红玉。
走着走着，林铮开始发烧，吐泻、拉出来的都是黑水，他知道自己得了恶性疟疾，行军途中，很多士兵死于这种病。
“不得已，我舍不得吃那几剂救命药，那时我真的感觉快要死了。 ”眼前是白雾，林铮用树叶捧起一点雨水吃了药片。
太累了，任铮看了看芭蕉叶盖的小树棚。 在热带雨林中，找个能挡住雨水的地方并不容易。 任铮使出全身的力气爬上了小屋。 那时，上面已经躺着三四个士兵，看起来都在睡觉。 疲惫不堪的任铮倒下睡觉了。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 我觉得他们没有动。 不是啊。 很多大虫在他们身上爬，一看脸，有蓝灰色、黑斑。 原来，他们已经死了……"
林铮说，人的生命比不上一根草。 那一瞬间，他没有感到恐惧。 沿途看到许多士兵的尸体，被蚱蜢吸血、被蚂蚁吃掉、被大雨侵蚀后，几个小时后白骨就变了。 现在，对林铮来说最大的恐惧，是怎么活下去呢？
脚趾伸进石缝，越过高山，向陷入边境暴雨、饥饿、沼泽、毒虫、死亡、野人山的任铮飞绝望。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写了关于撤退野人山的事：
“……洪水是波涛汹涌的，不能只参与其中，也不能架桥而过。 我的工兵造的无数木筏被洪水冲走，有的无人问津……蝗虫叮咬，破伤风病流行，疟疾、回归热、其他传染病也肆虐……官兵死亡，一前一后，沿途尸骨遍野，惨不忍睹。 ”
野人山的生水不能喝。 喝了就会死。 但对于极度饥饿、没有原始森林生存经验的中国远征军来说，饥饿不择食，很多士兵喝了野人山的生水后腹泻、呕吐，直到倒下才起来。
“一路走来，尸体到处都是，每具尸体都成群结队，大多是令人吃惊的虫子。 ”
有一天，林铮终于不下雨了，难得看到了太阳。 他走到河谷的边缘，躺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 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腿浸在水里，左腿整体膨胀，肿得很大。
“累了，睡觉的时候，脚在水里摇晃也不知道。 ”任铮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左脚总是麻木的。
在艰难的旅途中，同乡寄来的橡胶底鞋都破烂不堪，不见了。 最后，任铮只能赤脚前进，沿着手指北针，任铮开始翻山越岭。
“那座山很陡。 把脚趾伸进石头的缝隙，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退路就是死亡。 只能前进。 ”
任铮说，越往上越冷，他后来才知道，翻过去的山叫——高黎贡山，他的脚到了边境。
高黎贡山位于云南西部怒江大峡谷，怒江西岸，是山脉中横贯西部最多的山脉，北连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是中美边境上的天然屏障。
但高黎贡山山顶积雪多年，加上中国远征军仍是夏季装备，缺乏耐寒冬装，成百上千的远征军在艰难渡过野人山后，在寒冷的高黎贡山被活活冻死。
“用最后的力量登上山顶时，看到了白雪。 但是，我的身上，只挂着几块破布，冻住了。 我阻止不了。 阻止的话会冻死的。 ”
任铮说，在一个寒冷的晚上，他不知道在雪里赤脚走了多久，突然看到了火光。 这是从某个洞穴里发出的光。 进去一看，有四五个士兵聚集在一起烤火取暖。 他们看着任铮，那种无法言喻的表情让人终生难忘。 和战友们一起烤火的时候，任铮忍不住哭了起来。 绝对不会出生的。
随后，残兵们结伴回到云南，但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官兵们并不高兴。 逝者们是他们的朋友、同乡、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
1942年8月底，随着第九十六师最后一批残兵越过高黎贡山到达云南剑川，中国远征军的首次缅军作战就此结束。
据杜聿明将军估算，中国远征军有10万人，幸存者只有4万人，战斗牺牲者有1万多人，也就是说，4万名官兵在撤退途中非战斗牺牲，他们的骨灰至今仍在野人山丛山峻岭中。
“同道挚友，好同学死了，只有我活着回来，我很痛苦！ ”任铮说，在云南后勤，当他脱下他几个月穿的几件破布衣服时，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全身都是脓疮和密密麻麻的虱子，在当地治疗了很久，任铮身上的脓疮终于治愈了。
翻野人山对任铮来说，更难治愈的是心灵的创伤。
野人山撤退，中国远征军走上了惨淡的毁灭之路，穿越野人山的官兵死亡率接近90%。 杜聿明本人也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渐渐恢复健康后，任铮被调到“交通部公路总局无线电总台”第二台工作，脱离军队。
先是当服务员，后是台长，兼任《大公报》服务员，收集日本、美国的电信。
抗战胜利后，任铮回到重庆通信兵三团，1949年在重庆起义。
任铮后来在解放军西南通信兵学校任教，1952年转业回河南种田教书，后在当地成立“童声豫剧团”。
1959年，新疆生产兵团向河南征集豫剧团，任铮和他的豫剧团全团81人在新疆征集，落户新疆后改名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童声豫剧团”，任铮任编剧。
他的编剧剧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艺术宗旨，在整理和改变传统戏剧、新编历史剧、创作现代戏剧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演出了他创作的剧本。
豫剧团后来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豫剧团”，任铮一直在豫剧团工作到退休。
现在晚年的任铮住在儿子家，即使他是儿子，也很少把那次抗争的经历告诉别人。
“这几年，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了野人山。 我的勤务兵，多么好的年轻人，我踏着他们的生命活了下来……”
七十多年来，这一幕在任铮的脑海里反复上演，战争的残酷记忆在他心中生根发芽，这一点也没有因为岁月的成长而消失，反而一天比一天新。
采访即将结束时，任铮为我们唱了《黄埔军校军歌》，用手拍了拍膝盖，大声说道。
怒涛澎湃、党旗飘扬的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要贯彻，纪律不能松弛，要准备做奋斗先锋。 杀出一条血路，指引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前进，路不远。 不要惊讶，尽亲爱的忠诚，永远守护……
文/图：李萍
注：其中老照片为重拍
退役军人唱黄埔校歌视频拍摄者，
志愿者：丁德保(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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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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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以“治愈战争创伤，倡导人性关怀”为使命，起源于2008年“老兵回家”公益行动，2011年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 基金会致力于为战争背景下的个人士兵提供人性化关怀，关怀和服务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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