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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以欣
摘要：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是史学界恢复古代媒体历史的基本依据，再无其他完整可靠的档案史料。 而且希罗多德提供的一些重要细节与巴比伦编年史一致，因此长期受到国际历史学界的袭击，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如此。 但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至今未能获得近东考古资料的确切证据，与之相互矛盾，迫使一些现代近东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希罗多德媒体史的历史真实性。 通过整理相关学术史，分析伊朗考古实物资料和亚述、巴比伦、波斯相关碑文史料，揭示了希罗多德所描述的媒体古代史的虚妄性。 利用这些近东的资料，可以恢复媒体早期历史的某些面相，也有助于分析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的史料来源和其中的希腊化成分。
翻开我国历史教科书，有关伊朗古代媒体( Media )的记述极为简单，基本遵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年-约前424年)提供的记述。 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传统做法，将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es )的媒体关于国王的故事作为信史流传。 这个做法很容易理解。 由于古代媒体人( Medes )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历史文献，其历史由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库特西亚(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和塞诺丰(约公元前430年(约前354年)转述。 古希腊的记载不足信，与近代恢复的历史常识明显不一致； 特拉诺手机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 )只阐述了米底晚期过于小说化，《万人远征记》 ) anabasis )提供的信息过于零散； 只有希罗多德提供了完整的米底亚国王体系的年代和事迹，米底亚国王阿克萨雷斯( Cyaxares )联合新巴比伦王国，由亚述首都尼尼微( Nineveh )、米底亚最后一位君主阿斯提安( Astyages )统治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近东史研究者开始对希罗多德的媒体史产生质疑，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并延续至今，对媒体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这些讨论并未在我国史学界引起风波，教科书对美底史的阐述仍沿用旧论。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国际学术的新进展，重新认识美底古国的历史。
一.希罗多德的《媒体史》
根据明律，“凡妻、妾与人奸淫，在奸淫所得奸人之奸，登时杀者不在话下。 ”。 希罗多德提供的媒体史大致如下。
六个媒体部落摆脱亚述统治后，政治上陷入无政府状态。 一个叫迪奥凯斯( Deioces )的人乘机团结各部落，建立统一王国，制定了埃克巴坦那( Ecbatana )。 希罗多德讲述了迪奥凯斯成为媒体“僭主”的传说。 他在混乱的媒体中扮演纠纷仲裁者，以赢得同胞信任、无暇处理私事为由拒绝为民众主持正义。 媒体人不想回到无政府状态，一致推举他为王。 戴奇斯坐上飞机，让民众建造宫殿，要求提供亲卫队保护他。 民众应其要求，修建埃克巴坦那城和宫室。 迪奥凯斯统治了米迪53年； 此后，儿子普奥尔特斯( Phraortes )继位。主政22年，他的主要成就降服了波斯人，但在攻打亚述时战败身亡，儿子阿克萨雷斯登基。 阿克萨雷斯整顿军队，再次派遣军队攻击亚述首都尼尼微(希腊人是所谓的尼诺斯( [Ninos] )，但由于游牧民族西徐亚人( Scythians )的入侵而奏效，被征服了28年。 最后以狡猾的计划设宴灌醉西徐亚人的脖子，将其捕获并杀害，媒体再次独立。 他还攻占尼尼微，占领了除巴比伦外的所有亚述领土，统治了前后四十年。 其子阿杜卡斯统治了35年，该国出生于波斯的居鲁士二世( Cyrus II，公元前590年-前580年，死于约公元前529年)。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还提到了阿克萨雷斯和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战争。 战争持续了五年，双方互有胜负。 第六年发生日食，白天入夜，双方遂弃军和好，与儿女结亲。 哈里斯河成了两国的边境。 希罗多德说，这次日食是由希腊哲学家米利班德泰利斯( Thales of Miletus )预测的，现在推测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 根据希罗多德提供的年代，迪奥凯斯的登基年代必须在公元前700年左右。 也就是说，公元前8世纪末，媒体已经成为统一的王国，都城在埃克巴坦那。 根据希罗多德提供的米底亚人的统治数量，以及新巴比伦最后一位国王拿波尼度( Nabonidus，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编年史所提供的米底亚亡国时期，第四位米底亚人的统治时期是狄奥奇在位53年普罗帕修斯在位22年(公元前647/646年-前625/624年)、阿克萨雷斯在位40年)公元前625/624年-前585/524年以上是希罗多德提供的媒体史概况。
二.楔文资料提供的“证据”
希罗多德的《米底亚史》后半部分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获得了新巴比伦帝国编年史的证据。 其中之一是新巴比伦开国君主纳波帕拉萨尔( Nabopolassar，约公元前626年-前605年在位)的编年史，记录了巴比伦人和媒体联合攻击亚述的事件。 二是《那波尼德年代记》(NabonidusChronicle )，记载了新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位君主拿波尼度时代的历史事件，记载了居鲁士征服媒体的历史事件。
根据前者，公元前615年，即那不勒斯在位第11年，媒体人到达阿拉帕( Arrapha )，与新巴比伦军队联手攻打亚述。 第二年，媒体人接近尼尼微，攻陷亚述的塔尔比斯( Tarbisu )后，包围并摧毁了亚述的城市( Ashur )。 纳波帕拉萨尔的援军在媒体人攻陷亚述城后赶到，与媒体大王乌马西塔尔( Umaki tar )会面，签订了盟约。 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12年，两个王再次包围尼尼微，攻陷了城三个月。 后来，巴比伦人继续在亚述打仗，乌玛基塔尔率军回国。 公元前610年，新巴比伦和媒体组成联军，攻陷叙利亚亚述据点哈兰。 马丘塔尔率领军队撤离本土，巴比伦人驻扎在哈兰，继续战斗。 在该记述中，媒体人( Ma-da-a-a )，也称为“乌曼达人”( umman-mnda )，首次出现在新巴比伦碑文中，由其领导人乌玛基施塔尔、“乌曼达人之王”( ar umman-m )。 大流士( Darius I，公元前522年-前486年左右在位)的贝希思罗铭文( Behistun Inscription )中也记载了自称克沙特里塔( Khshathrita )的米甸反叛者弗拉瓦尔蒂什
另外，据《那波尼德年代记》记载，在拿波尼度在位的第六年(公元前550年)，乌曼达人之王伊什图马克( I tumegu )召集军队征讨安鄯王古拉( Kura )，在军队的剧变中被俘古拉什攻占阿加姆塔努( Agamtanu )，将掠夺来的财宝送回本国。 伊什图马克是阿斯提阿戈斯、安桑王居鲁士，也就是波斯帝国的创始人居鲁士二世，阿加姆塔努相当于媒体之都埃克巴坦那。 这场战争与希罗多德的记载完全一致。 西帕尔出土的那波尼亚的碑文还记述了居鲁士征服媒体的事件，称之为诸神对媒体人的报复。 因为公元前611年他们攻陷巴比伦军队和哈兰后，掠夺并摧毁了当地的辛神殿，而波尼多斯则按照马尔杜克( the god Marduk )和辛( the god Sin )的指示修复了神殿。
因此，研究近东和伊朗历史的学者相信希罗多德的媒体史并不是空泛的，而是有史料依据的，包括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早期媒体史在内，都是整体接受的。 近东出土的楔文资料往往与希罗多德的记录相矛盾，但学者仍在寻找线索证据证实该记录的可靠性。 这一努力确实有收获，媒体早期的两位国王似乎也得到史料的证实。
1869年，史密斯( G. Smith )从亚述王萨尔贡二世( Sargon II，约公元前721年-前705年在位)的编年史及其《宣示铭文》 ) thedisplayinscription (德克) 提格雷帕拉萨尔三世( Tiglath-pileser III，公元前744年-前727年在位)时期属于亚述。 萨尔贡执政第七年，即公元前715年，乌拉尔图王路易莎( Rusa，公元前735年(公元前713年在位) )夺取了玛雅22座要塞，并邀请乌克、玛雅总督( aknu )一同反叛亚述。 萨尔贡二世夺回要塞，平息动乱，将杜库的家人分配给叙利亚的哈马( Hamath )。 萨尔贡在位第九年(公元前713年)的亚述征讨列表中还出现了地名“Bt-Daiukki”，根据温克尔( H. Winckler )的说法，他被称为“迪奥奇之家” 后来，萨尔贡铭文中的德克被认定为希罗多德笔下的狄俄克斯的“原型”。 但是，他不过是被驱逐的玛雅反叛者。 这种看法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且日久天长，几成是定论。 而“狄奥修斯之家”被解释为狄奥修斯留给继承者的遗产。 他们以此为基业，最终成就了媒体帝国未来的辉煌。
米迪的第二位国王，迪奥凯斯的儿子普拉奥特斯似乎也有“原型”。 这个“原型”出现在亚述王耶路撒冷( Esarhaddon，公元前680年-前669年的在位)的占卜文献中。 此人是扎卡修斯地区的地方统治者，名叫卡什塔利图( Kashtaritu )，是喀什城( Kar Ka i )的城主，亚述王是一个特别警惕的人物，他担心他会与其他媒体城主联手攻击亚述。 此人还建议埃萨尔哈顿签订和平条约，后者抱有很深的戒心。 占卜文献的年代无法确定，但一般估计在耶路撒冷以东的统治后期，也就是公元前675年以后的某个时期。 主要根据是，大流士的贝希斯罗碑文中提到了米甸反叛者，其古波斯语名为弗拉瓦尔提什，希腊化形式为“普拉奥提斯”。 此人自命为库萨雷斯家的后裔，自称“库沙托利塔( Khshathrita，古波斯语)”。 此名称为“王名”( throne name )，也可用作个人名称。 对应的美底语形式为Khshyathiya )“王”，阿卡语形式为“卡什塔里图”。 因此，有些学者推测，以撒哈顿占卜的危险人物卡什塔利特，就是普奥尔特斯的王名。
综上所述，希罗多德的媒体历史的重要细节在新巴比伦编年史中得到了证实，其早期君王似乎也能从亚述史料中获得一些证据，因此最初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看起来基本可靠。 但是，如果仔细调查同辈楔文的资料，就会发现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特别是其初期部分很可疑。
三.亚述档案中抵消牾的证据
仔细观察，支持希罗多德的媒体史的证据非常有限，但与之相抵消的证据多见于亚述和巴比伦的文献中。 我们先看看亚述帝国文件提供的矛盾证据。
希罗多德说，公元前700年，迪奥基斯统一了六个米底亚人，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王国。 但是拉德内尔( K. Radner )的调查显示，“亚述的资料完全不支持希罗多德关于媒体帝国兴起的记载。 ”亚述人根本不知道媒体是同一时代的埃兰、玛雅、乌拉尔图这样的统一国家。
据亚述帝国的文献记载，撒缦以色三世( Shalmaneser III )于公元前835年、公元前858年824年在位期间，入侵米底亚人的国土( KUR a-ma-da-a-a )，掠夺和破坏城镇，成为缅美后来的沙姆西阿达德五世( Shamshi-Adad V，公元前823年-前811年在位)和阿达多尼拉里三世( Adad-nirari III，公元前810年-前783年在位) )对媒体人的国土多次用兵从这些史料来看，媒体人“明显不是游牧民族”，却是城镇(lu )和乡村(乡村)的定居者，擅长骑兵作战。 亚述的军事行动旨在索要贡品，主要是马匹，满足亚述坦克兵的需求，同时控制与东方的贸易通道(大呼罗珊通道)。
提革拉比列色三世通过公元前744年和前737年的东部战争改变了对米底亚人的统治方式。 公元前744年战后，他建立了帕尔斯阿( Parsua )和比特汉姆( Bt- amban )两个东方行省，将撒克利斯山民和米底亚人纳入亚述帝国的行政管理制度之下。 包括米甸酋长在内，这些新皈依东部山区的地方统治者，在当时的亚述文献中专门被称为“城主”。 公元前716年，萨尔贡二世来到媒体领地，受到“强大媒体人的28位城主”的贡献，此后几年多次用兵，在夏尔金省( Kr- arrukn )和内尔加尔省( Kr-Nergal ) Kr-Nergal 对东部萨尔考地区的各民族，亚述采取双轨制统治政策，在建立行省管理体系的同时保留地方小统治者，即所谓“城主”的特权，使他们享有诸侯地位，效忠亚述王，进贡纳贡，归亚述总考古学证明，他们住在防备的城堡和宫殿里，其民房散居在乡下。 这种双轨制在公元前7世纪以后仍在继续，似乎适用于亚述的东部统治。 撒哈顿统治期间，没有纳入亚述行省体制的“遥远的米底亚人”中有三位城主进贡，要求国王协助攻打敌对的城市。 其中一位城主的名字也出现在忠诚誓约书( ad )的粘土版上。 在这些粘土版上，列举了宣誓效忠的7位城主，可以确认其中3人是媒体人。 这样的泥版曾被认为是诸侯效忠亚述的誓约，但其内容没有诸侯必须履行的任何贡品和征兵义务，发誓要确保王储亚述巴尼拔( Ashurbanipal )的生命和福利。 因此，新的看法是，此时的媒体人履行了亚述宫廷御林军的义务，为王储提供了禁卫军。 亚述巴尼拔在位期间(约公元前668年-前630年)，大约公元前656年，他出兵攻打三座叛乱的米底亚城，洗劫了城主。 由此可见，至少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至前7世纪中期，也就是希罗多德所谓的媒体开国君主迪奥凯斯统治时期，媒体处于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没有建立统一国家的迹象，希罗多德的陈述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上文提到的道库，长期以来被学界视为德奎托斯的原型，其实这也是捕风捉影的附会，无法成为依据。 根据萨尔贡的编年史，没有表明德克是媒体人。 他的身份是玛雅总督，其辖区一定在该国北部，毗邻乌拉尔图，远离媒体。 布朗估计，公元前715年他只在曼尼亚王国北部行省维什迪许( Uishdish )短暂任职，前巴格达迪)就在叛乱前一年被萨尔贡处决，他本人和家人也被驱逐到萨尔贡。 另外，根据施密特( R. Schmitt )的考证，德库/迪奥基乌斯实际上是惯用的昵称，在中甸和波斯菊中是“Dahyu-ka-”，其词根“Dahyu”是“土地” 此外，狄俄狄俄斯于公元前715年任职，但希罗多德的狄俄克斯在位时间是公元前700/699前647/646年，尽管希罗多德的年表本身有问题，但年代上也不一致。 布朗的结论是，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媒体人担任曼尼亚王国总督的可能性，但“但是，担任曼尼亚州总督不到一年，政治上和地理上都远离埃克巴坦那的媒体人，在历史上和民间故事上与媒体国家的创立有着相互关联。 把这个在政治舞台上开花结果的曼尼人说成是媒体建国者，太牵强了。 另外，当时萨尔贡二世征讨的所谓“狄奥修斯之家”于1927年被证明是温克尔的误译，将“媒体人的国家( kurma )-da-a-a”改为“狄奥修斯之家( kurbt )-da”
希罗多德的第二位米底亚人米底亚王是狄俄凯斯的儿子普奥尔特斯，据记载，他的统治时期大约在公元前647/646前625/624年。 这个时期的亚述史料匮乏，媒体的记录寥寥无几。 虽然不知道其间的美底是否正在向统一民族国家前进，但很可能仍在继续以前的政治分立状态。
正如上文所述，这位米底亚国王征服波斯，攻打亚述，最终不获全胜而死，他似乎也有自己的历史原型。 这是亚述王以撒哈顿占卜文献中出现的喀什城城主卡什塔里特。 萨尔哈登担心此人会与扎格留斯地区的其他城主联手袭击亚述城市。 但是，这也经不起推敲。 首先，喀什市地理位置不详，卡什塔里的媒体人身份存疑其次，卡什塔里是亚述担心的危险人物，没有证据表明他实际上结成了真正的反亚述同盟，再次，年代不一致。 在希罗多德的年代体系中，占文年代还属于迪奥凯斯的统治时期； 最后，大流士碑文的叛徒以惯用的王名自称，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名字是王族祖先普拉奥特斯。 因此，以艾瑟哈顿占卜文中的潜在敌人——卡什塔里特为奥普拉特斯原型的根据不充分，同样也是捕风捉影。
普拉提的主要业绩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是波斯人的征服，这也令人怀疑。 波斯人住在媒体以南的帕尔斯亚地区( Parsua )，部落众多，各自为政。 亚述的撒缦以色王在三世时代，从帕尔斯27位酋长那里接受了纳贡。 分散的媒体人统治分散的波斯部落是不可想象的。 在居鲁士大帝建立帝国之前，阿赫门尼德家族统治了伊朗西南的安邦波斯地区三代。 面包曾是埃兰的古都。 据亚述王亚述巴尼拔的文献记载，脉冲马什王居拉什( Kurash，king of Parsumash )是亚述巴尼拔征服埃兰(公元前639 )的长子阿勒克( Arukku )前往尼尼微的臣子学者们相信拉什是居鲁士大帝的祖父、安鄞王居鲁士一世、普奥尔特斯的同辈人。 他的王国属于埃兰，此后臣民属于亚述而不是媒体诸侯。 希罗多德关于波斯臣服于媒体的说法没有现代史料的根据，普拉奥特斯被亚述打败战死的记载也是如此。
希罗多德说，埃克巴坦那是迪奥凯斯建立的统一王国之都，但亚述帝国时代的文献似乎没有提到。 作为美底古都，这里应该保留着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的丰富遗迹，但早期考古调查成果甚微。 自1983年以来，“伊朗考古中心”组织对“埃克巴坦那丘”进行了挖掘，发现街道、房屋、城墙、塔楼遗址，但没有铭文出土，遗址年代仍然存疑，无法提供准确可靠的证据。
四.新巴比伦资料中抵消牵制的证据
在新巴比伦帝国的编年史中，阿克萨雷斯是一位被证实的历史人物，他与新巴比伦帝国的创始人纳波帕拉萨尔合作征服了亚述帝国。 但是，希罗多德的说明中还有很多看起来很荒诞的内容。 他在位40年，其中28年服从于占领国土的西徐亚人。 这个最终消灭了亚洲最强大帝国亚述的枭雄，是个长期臣服游兵散勇的西徐亚人，最后用“鸿门宴”等狡计消灭了他的领袖，将异族逐出国土，恢复了国力。 这样的情节完全不可思议，其他文献中也没有记载。 布朗推测，希罗多德的故事可能有历史依据。 因为亚述国王雇佣西徐亚人打仗，阿克萨雷斯可能被这些雇佣兵打败了。 然而，这段历史的核心显然被无限夸大，给近代学者带来了年代学的困扰，西徐亚人入主米底的故事本身可能就是杜撰的。
根据新巴比伦编年史，阿克萨雷斯率领米底亚人与新巴比伦人并肩作战，攻陷了亚述首都尼尼微。 他显然不是美底城市的城主。 他统率的是媒体军，不是某个城市的军队。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巴比伦编年史中，他似乎是媒体全民族的领袖。 虽然希罗多德笔下的媒体早期君王及其统治的帝国被证明是不可信的，但阿克萨雷斯这个人被学术界视为媒体统一帝国的真正创造者。 希罗多德说，攻占尼尼微后，阿克萨雷斯攻占了除巴比伦外的所有亚述领土，并向小亚细亚派兵与吕底亚王国交战，为了日食放弃了军队，但帝国边界向西推进，到达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哈里斯河。 在希罗多德的观念中，巴比伦只是一个强大的城市，不能算是帝国。 亚述灭亡后，媒体才是西亚地区真正的霸主，建立了广阔的大帝国。 现代历史学家借此复原的历史画卷是，媒体联合新巴比伦帝国攻打和毁灭亚述，瓜分领土，媒体继承亚述本土，新巴比伦获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但根据新巴比伦帝国的编年史，尼尼微沦陷后，巴比伦军队继续在亚述境内作战，扩大战果，米底亚人满载战利品回国。 之后，新巴比伦攻击叙利亚北部的亚述据点哈兰时，媒体派遣军队协助，但没有占领领土。 库尔特( A. Khurt )的研究表明，亚述本土及其东西周边地区(东部的阿拉法特( [Arrapha] )周边地区和西部的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南部)受新巴比伦帝国的牢固统治。 库尔提斯( J. Curtius )对亚述主要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也显示：“没有一个迹象表明媒体人在公元前612年以后出现在亚述地区。” 铭文、陶器、米底特色器物都没有留下，米底人就消失了。 朱尔萨( M. Jursa )对新巴比伦帝国的资料也作了如下论述。 “经过本文验证的巴比伦资料不支持媒体帝国将亚述政府和行政制度继承给海门尼德帝国的主张，巴比伦档案文件缺乏关于媒体人的直接证据，无法从中获得准确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直到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帝国不仅复盖了大部分叙利亚，还覆盖了古代亚述的中心地带，缩小了媒体“帝国”的地盘。 因此，里维拉尼( M. Liverani )得出了以下结论。 “两个胜利者(巴比伦和媒体)共享亚述帝国领土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媒体人扮演破坏者的肮脏角色，巴比伦人扮演恢复者。 亚述的领土大部分由巴比伦继承，留给媒体的是亚述以前失去的扎加留斯山。”
在攻打亚述的军事行动中表现辉煌后，阿克萨雷斯回到媒体老家，随后从新巴比伦帝国的史料中消失。 据希罗多德记载，阿克萨雷斯扩大到西部与吕底亚王国战斗的历史被记载。 但是，罗林格尔( R. Rollinger )的新调查证实了库尔特的结论，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受新巴比伦帝国的控制，因此媒体阻断了向安纳托利亚中部扩张的必由之路。 另外，媒体和吕底亚的战争只是希罗多德的一家之言，没有得到同时代史料的印证。 所以，美底兵锋向西到达哈里斯河似乎是子虚乌有的事。 希罗多德这样说，可能源于希腊人帝国的兴盛观念。 他们认为媒体是亚述帝国的继承者，波斯是媒体帝国的继承者。 波斯居鲁士大帝西征小亚只是继承了米底亚帝国的固有领土。
考古学证据也不支持公元前6世纪前期传媒帝国的内部统一，外界似乎有着极盛的传统形象。 整个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和前7世纪，美底城市遗址努什詹( Nush-I Jan )、戈丁丘( godin chew )、巴比京( bivighan )等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建筑规模和数量持续增加。 这似乎表明，在亚述时期，媒体的地方附属政权有着勃兴之势。 这是在亚述威胁、贡纳制度和贸易需求下刺激的结果。 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下去。 随着尼尼微的沦陷和亚述的灭亡，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前期，媒体在军事上非常兴盛，但那些城市被和平抛弃了。 这一现象暗示，原本在亚述刺激下兴起的媒体地方附属政权，随着亚述的灭亡，放弃了城市生活，回归了原始的游牧生活。 军事征服宿敌亚述的米底亚人，在此后的60年间，也就是公元前610年到前550年间，几乎从史料中消失，进入所谓的“黑暗时代”，在被波斯的居鲁士征服之前，一直没有在巴比伦史料中再现。
因此，学者们对阿克萨雷斯统治时期美底内部统一、外部极其兴盛的帝国的盛景抱有强烈的疑问。 阿克萨雷斯可能是媒体民族在从亚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军事斗争中暂时拥戴的部落联盟领导人。 他领导的反亚述军事活动旨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报复和掠夺昔日的压迫者。 他与新巴比伦的同盟关系可能得到后者的财政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后者的雇佣军。 尼尼微陷落，媒体人获得丰富的战利品后，漫不经心地战斗，回到了故乡。 没有扩大领土的帝国意识和动机。 阿克萨雷斯作为同盟的领导人，似乎缺乏独断的权威。 因此，无法说服媒体人继续作战、抢占地盘、扩大战果，依靠新巴比伦帝国独霸亚述遗产。 公元前6世纪前期的媒体仍然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可能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 以前在亚述的刺激下形成的地方国家体制和随之而来的城市生活也随着亚述的解体而被抛弃，恢复了原始粗放的游牧生活。 他们既没有保留特色文化遗产，也没有保留与国家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文字体系和历史档案。 但是公元前6世纪前期的媒体仍然是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在《旧约耶利米书》年，据说响应耶和华的号召推翻巴比伦帝国的外国人的力量包括“媒体人的国王”。 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中，曾经毁灭亚述的媒体还保留着，是上帝报复巴比伦的工具，但它似乎还不够集权，其首领阿克萨雷斯和阿斯杜基亚是各部落的酋长，即0755-0755 在西帕尔的那波尼亚的碑文中，马尔杜克神对那波尼亚多说：“你提到的女强人，媒体的最后一位国王阿斯杜阿波波斯，他、他的国家，以及他周围的所有国王都将灭亡。” 这里再次提到媒体的“诸王”(首长们)。 媒体王似乎受到国内各部落酋长的制约，他的地位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司令阿伽门农。
五.希罗多德的史料来源
根据前文的讨论，希罗多德所叙述的媒体史总体上与古代的楔文资料和考古证据相互矛盾，显然不是信史，但据此推断希罗多德是一个谎言家是不可能的。 其实，希罗多德的故事，其历史真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史料来源。 他的美底故事可信度低，暗示史料来源不是可靠的官方文件。 实际上，媒体人没有建立健全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也没有典型的艺术遗产和文本文件资料。 那么，希罗多德的史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问题。
海尔姆认为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来源于“伊朗流行的传说和海尔门尼德王室的宣传”，而不是信史，不能用来恢复媒体的早期历史。 他推测，随着亚述的覆灭和媒体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很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初创作了以民族解放为主题的口传英雄史诗。 它吸取了古代扎卡修斯地区不同民族互不相关的地方英雄故事( sagas )，将玛雅人的杜克和喀什城主卡什特里的传说整合成一个早期的媒体王。 这就是希罗多德所知道的媒体故事，他还为这些故事提供了年代框架，使希腊神话的年代体系与吕底亚、亚述、媒体等东方国家相一致。 确实，希罗多德的媒体史，特别是早期部分可能来自伊朗的地方传说，但传说的起源和演变依然扑朔迷离。 像杜库和卡什塔里图等亚述史料中的地方人物，是否构成了早期媒体君王的原型，由于证据不足，令人怀疑。
布朗认为，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确实来源于媒体人的口传史诗，但口传史诗也能保存可靠的历史。 希罗多德的媒体年代体系与楔文史料基本一致，他的故事反映了媒体酋长国( chiefdom )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以埃克巴坦那为中心向国家演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受亚述的刺激和影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王国转变，其社会政治制度基础也从血缘关系向王权转变。 只是埃克巴坦那地处阿尔万山脉( Alvand )隘口以东，守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通道，不受亚述帝国控制，趁机发展，开辟了通往次国家的发展道路，但没有引起亚述的警惕。 媒体王国不是公元前7世纪末突然形成的国家，而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起来的。 希罗多德记载的媒体早期两个国王的故事应该是信史，但他们与亚述史料中的德克、卡什塔里特没有关联。 这一“次生国家形成”理论可以解释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媒体的社会发展状况，但当时也有许多依附和对抗亚述的地方小国，但以埃克巴坦那为中心的媒体王国统一假说并没有得到任何史料的支持。 埃克巴坦那的考古未能提供次国家形成的实物证据。 由于埃克巴坦那的媒体酋长国在亚述势力范围之外，后者未被发现的假设纯属想象，很难得到众多学者的同意。
桑切斯-维登伯格承认，一个口传史料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传达特定的真实历史信息。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维持漫长而准确的历史记忆。 但她认为希罗多德的“媒体史”是另一回事； 其中只有阿斯杜波利斯和居鲁士大帝的内容具有口传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特征。 迄今为止的内容，除了对阿克萨雷斯智杀西徐亚人首领的描述具有民间故事的特点外，大多缺乏梦、神示、征兆等常见的故事成分。 这些内容非常可靠，像编年史。 其中有些记载非常简洁干燥，就像普拉奥特斯征服波斯的内容一样。 有些非常准确，被新巴比伦帝国编年史所证实。 因此，希罗多德的媒体史料来自巴比伦编年史，而不是当地的传说。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希腊人与巴比伦的接触非常密切，但古代的历史传说在当地不断被加工和重新记录。 这些资料是巴比伦希腊人可以得到的，也是希罗多德媒体史的史料来源。 不过，新巴比伦帝国的编年史资料虽然有少量媒体记载，但主要是迦勒底诸王编年史中的现代事件，而不是古代史。 正如前文所述，早期的媒体帝国在同时代的亚述文献中看不到，是十分虚无缥缈的，当然也看不到同时代所载的巴比伦文献。 在晚期的巴比伦编年史中记载的情况下，其素材只能取自波斯人所传的媒体的民间传说，并已成为历史。
因此，正如21世纪新版《耶利米书》所推测的那样，“他(希罗多德)”的媒体史读起来很流畅，像是一篇详细的报道，但大多是虚构的，似乎是基于波斯人讲述的媒体故事。 因此，经典作家们不是近东史可靠的史料来源，近东史必须根据当地证据进行恢复。 ”另外，希罗多德的媒体史不仅包含外域的信息，还包含希腊本土的成分。 很多学者相信媒体故事也是希腊人的作品，希腊特色浓厚，反应了希腊人的风俗、制度和观念。 就像迪奥凯斯掌权的故事一样，被认为是希腊僭主故事的翻版。 桑切斯-维登伯格指出。 “德奥修斯确实是伊朗人的名字，希罗多德的故事中他制定的规矩与后期阿克门尼德宫廷的做法非常相似，但故事的展开显然是希腊人的诠释，反映了希腊人对僭主的经验。 达耶斯掌权的故事，提供了5世纪晚期僭主起源观的一个范本。 ”
六.结论
如上所述，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是古代关于媒体史最全面完整的记载，虽然记载很少，但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却很一致，在许多方面与亚述和新巴比伦帝国历史资料的最初资料相矛盾现代历史学家对媒体史的认识以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为基础，努力用楔文和考古资料论证其合理性，当然这种做法已经面临很大的质疑声。 现在的伊朗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利用希罗多德的“媒体故事”恢复媒体古代史已经不可能了。 希罗多德的媒体史，特别是早期的部分，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会引起误解。 希罗多德的媒体史虽然不是信史，但必须强调的是，希罗多德不是说谎者，他的历史叙述真伪取决于他的史料来源、历史观念(如帝国的兴盛观念)以及有意的希腊化加工改造。 因此，希罗多德对东方历史的记载必须慎重对待，只有仔细筛选、批判，揭示其史料来源和古代史家的观念和信仰，才能进行正确的历史还原。 国际学术界对美底史的研究进展也应引起我国相关领域研究的相对滞后和不平衡，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
省略注释。
资料来源： 《古代近东史》 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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