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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 1933年，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在哈尔滨秘密成立了七三一部队。 1938年七三一部队转移到哈尔滨平房特别军事区。
七三一部队是日本细菌战策划、组织、实施的大本营，是细菌武器研究、实验、生产的军事基地，是细菌战准备和发动的策源地。
七三一部队违反国际规律和人道主义秘密开展大规模人体实验、动植物实验和毒气实验，以大量中国人为被试进行残酷不人道的细菌感染、冻伤实验和生物降解制，研制出鼠疫、霍乱、炭疽杆菌等至少50种细菌战斗剂，符合生命伦理、医学标准和职业
据有关资料显示，1928年至1945年，日军在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浙江、云南等地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在这些地区造成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尸横遍野，万物萧条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类灾难，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生存发展。由于当时中国的防疫措施起步较晚，其影响的时间跨度非常长，战争结束后，许多遗留在中国境内的细菌武器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伤亡。
七三一部队的创立者——石井四郎石井四郎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于千叶县千代田村。 这个地区属于加茂地区。 因此，七三一部队的前身被称为加茂部队。 石井四郎有三个哥哥，他的三个哥哥也是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成员。 这种家族式招募方式在七三一部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其目的也是为了让七三一部队更有效地做好保密工作。
石井四郎大学时代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系，为之后成立七三一部队奠定了医学基础。
毕业后，石井四郎去欧美学习并收集流行病学相关资料。 在此期间，他对历史上的两次重大鼠疫疫情非常感兴趣。 第一次是持续了60年左右的地中海沿岸的查士丁尼鼠疫，约有1亿人死亡。 第二次是1346年至1665年间大规模流行的黑死病，当时欧洲人口约1亿，四分之一死于鼠疫。 英国和意大利的死亡人数达到了全国人口的一半。
阴险的石井四郎通过这两次大规模鼠疫，意识到如果能开发鼠疫细菌并应用于战场，那将是足以改变战争局势的致命化学武器。 所以石井四郎后来成立七三一部队后，把鼠疫细菌的研究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石井四郎
回国后的石井四郎通过积极的游说得到了日本高层的承认，1936年成立了七三一部队，成为七三一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七三一部队的成员川岛清在军事法庭上说：“七三一部队是1936年按照日本天皇裕仁密令成立的，日本陆相任命军医上校石井四郎为七三一队长。 当时我担任七三一总务部长一职，目睹过这个敕令。”
据此，七三一部队的成立和扩大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批准。
七三一部队占地和人员组成七三一部队核心区域占地面积约6.1平方公里，总部外围修建周长5000米、高2.5米、宽1米的围墙，墙壁有高压电网，墙壁外围挖有深3米的防护沟
据档案记载，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七三一部队由军官、士官、士兵及军属四个身份组成，中将1名，少将2名，上校5名，中校34名，上尉31名，中尉26名，少尉27名，准尉18名，士官165名，兵1010名
为了保守秘密，该区域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未经批准，他们可以击落任何擅自进入该区域的飞机，包括本国军用飞机。 七三一部队以“防疫供水”为名展开了大规模的违反人伦道德的人体实验。
原731部队遗址
作为七三一生物实验人体来源的原佳木斯宪兵队队长橘武夫说：“我们经常会选择因某种犯罪嫌疑被宪兵队逮捕的部分犯人送到七三一部队接受实验。 这些人未经审判直接被送往七三一部队，我们称这种方式为特别移送。 ”
这些被特别移送的人被称为“马路大”，他们在七三一部队通过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细菌感染等方法残害死亡。
日军特别转移的人数不是固定的，有时一两个人，最多的一次可以达到90人。 1938年8月8日，关东宪兵司令部下达第224号作战命令，特别移送八路军俘虏90人。
据关东宪兵司令部的齐藤美夫供述，“1938年8月8日，从河北省向石井细菌部队交付90名中国人，护送到哈尔滨。 我很清楚当时这些被护送的中国人是用来做石井部队实验的，知道他们协助石井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实际上指挥了押运和移交，帮助石井细菌部队在细菌实验中屠杀中国人民。 ”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哈尔滨日本领事馆作为日本驻哈尔滨的最高外事机关，竟然是七三一部队的秘密联络点和中转站，作为“人体实验受试者”的秘密中继基地，地下监狱关押着“马路大”。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七三一部队细菌战是日本对外军事侵略的重要手段，关东军作为特别转移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军警宪特各级部队和日本驻外机构积极参与实施，可见这是一种秘密、有计划、有组织的团伙作案。
特别移送的对象
根据相关文件，被特别移送的人有以下身份，第一个是被冠以间谍的情报员，第二个身份是被日军逮捕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俘虏，第三个是被日军逮捕的苏联俘虏，第四个是普通农民、工人、商人等。
侵华日军各级军警宪特机构在寻找特别转移目标时具有极强的随意性。 通过逮捕抗日人员、无辜平民，并将他们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可以建立功勋，获得奖金和晋升，这一措施将使日军更加疯狂地实施这一行动。
他们通常把农民、工人、勤杂工、商人等大批无辜群众称为反抗抗日，实施无差别逮捕，进行殴打、电击等残酷处罚，为特殊移送创造条件，使被逮捕者供认他们想要的口供和笔录证据，成为达到目的的秘密手段
原宪兵队长上坪铁一说：“我们队抓获中国抗日人员和无辜百姓100余人，灌凉水、通电，装麻袋用棍棒殴打，用火烧烙等残酷手段对他们进行残酷酷刑，并将其中22人移送七三一部队，用于细菌实验和研究材料及
据大连宪兵队三尾丰回忆，“1941年10月11日，大连宪兵队在天津逮捕王耀轩、王年级两人，对他们进行摁杠铃、坐冷板凳、倒辣椒水、坐电椅等酷刑，最后以‘国际情报机关人员’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拷打
而三尾丰本人在1956年被特赦回国后，也长期致力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被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排挤、刁难，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
日本战犯三尾丰
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类型1938年七三一部队成立平房总部时，专门建设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和收容马路大的“特设监狱”。 四方建筑规模宏大，四栋三层楼围，长150米，宽100米。 特设监狱由两栋两层楼的建筑物构成，同时可以容纳400人以上。 七三一部队还与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秘密勾结，为了保证人体实验所需的活着的人数，实施了大范围、大规模的特别转移。
为了开展人体实验，七三一部队专门成立了细菌研究部，主要任务是开展细菌的培养、实验和研究； 同时，七三一部队在四方楼周边设立了毒气实验室和毒气储存室，开展毒气实验，研究和生产毒气战剂、防毒面具、防护服等。
七三一部队进行了大规模、大范围的人体实验，实验对象除了俘虏、工人外，还有女性和婴儿。
人体实验的类型也很多种，主要有活体解剖、冻伤实验、毒气实验、空气传播、口服实验、皮下注射和野外注射等。 每一个实验类型都违背人伦道德，可以说是惨淡不人道，以活体解剖为例，他们甚至对病危的七三一部队成员进行活体解剖，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七三一部队进行生物降解时，一般不将解剖的马路大麻醉，而是将马路大的四肢和头部绑在专用手术台上。 为了频繁进行这样的活体解剖，解剖台上设有固定的捆扎装置，在马路大固定后，为了防止他们喊叫，他们嘴里塞满了医用纱布。
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供述说，战后，他陪同关东军司令官元守少将视察了七三部队。 吉房虎雄说：“沿着走廊往前走约3米，左转就到了解剖室。 那里，三个日本军医凝视着什么。 一看到石井部队长来了就马上站起来，举手敬礼。 在石井说“像往常一样”之前，他们没有重新开始正常的活动。 地面中央放着一个大解剖台，上面有身体，就连戴着口罩的我们都想吐。 石井四郎冷笑着说：“在这里工作很有胆量啊！ 但有些军医变成了疯子！ ”
在消除七三一部队人性的行为中，这些军医们做出了更疯狂的举动，他们还使用七三一部队成员作为人体实验材料。
田村良雄说：“这次的解剖是不能说的绝密。 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员工，因生产鼠疫菌而感染了鼠疫。 在特别班的解剖室，细矢技师主刀进行活人的解剖实验。 我是细箭技师的助手。 细矢先解剖中国人，接着铃木命令解剖须藤良雄。 病危的须藤良雄被送到解剖室”。
人体实验受害者人数
关于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人数，川岛清在法庭上说：“1940年到1945年间，在七三一部队因活体实验死亡的人数至少有3000人。 不知道到1940年为止有多少死亡。 ”
由于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实施时间长、规模大，逃跑时几乎全部销毁和转移档案，1933年至1938年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尚未被发现，但由于当事人后来追诉，在人体实验中死亡的受害者实际上有3000人以上
应用于中国战场的细菌武器七三一部队采用当时日本先进的设施设备，按照生物制品的生产流程和生产标准，建立了完整的系统，收集并研究了细菌战剂，用于生产、储存、运输一体的生产体系。 在细菌战剂研究的基础上，七三一部队开展了细菌攻击方式的研究，包括投掷细菌弹、喷洒细菌云雾、飞机向空中投放细菌、喷洒细菌带菌介质等。
细菌战剂作为细菌武器的主要填充物，也是细菌战罪证中的重要证据，通过档案资料的记载和退役军人的证言可以还原当时的基本情况。
根据川岛清的供述，“七三一部队每月可以制造伤寒菌约900公斤，炭疽菌约600公斤，霍乱、痢疾等细菌各1公斤”。
每3克细菌用科学手段喷洒，可以污染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各种水源，而侵华日军每月制造的细菌以公斤计。 日本要通过细菌战改变战场局势的野心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如果这些细菌都被用于细菌战，将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日军在常德实施的细菌战
《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描述了常德瘟疫的发生、流行、危害和影响。 据《报告书》报道，1941年11月4日下午5点，日军在常德上空投下了带有鼠疫菌的棉或麦粒。 糖果、跳蚤等。 11日首次发现鼠疫病例，患者为住在关庙街的11岁女孩蔡桃儿，于13日死亡。 此后又发现多例人感染鼠疫死亡。
常德细菌战第一例死亡者——蔡桃儿
常德1941年爆发鼠疫，1945年也有人感染鼠疫死亡。
1996年1月，常德成立民间调查组织“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由退休教师、医生、工人、细菌战受害者家属等组成。 根据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会的调查，1996年至2002年，调查会对常德9个区县进行了调查，访问了30万人，获得了1.5万件控诉资料，最终认定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所带来的危害。
常德城区及其周边70个乡镇、486个自然村发生鼠疫疫情，造成7643人死亡，有明确的受害者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和证明人等信息。
细菌战受害者家属柳毅说：“哥哥方运登1941年死于常德鼠疫，感染鼠疫时只有8岁。 哥哥去世后，我祖母很伤心，精神失常，经常一个人晚上路过街上喊方运登的名字，希望他能回家。 我小时候，奶奶总是牵着我的手在街上喊哥哥的名字。”
日军对浙江省实施的细菌战
据浙江省衢州市卫生防疫站原站长邱明轩介绍，1940年10月4日9时，日军飞机在衢州喷洒带有鼠疫菌的麦子、大豆、麦麸、碎屑、棉花、跳蚤、传单等，飞机往返喷洒两次后，于9时30分左右在衢州12月初，衢州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此后蔓延到农村地区。
1942年5月26日，日军在衢州进行了第二次细菌攻击。 侵华日军用飞机投下疫蚤，派出远征队向新赣交通沿线喷洒疫蚤，向水井和居民生活区投放霍乱、伤寒和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 与此同时，日军在衢州实施无差别大轰炸，使防疫工作更加困难，到1948年底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1998年至2000年，衢州进行专项调查，认定5294人死于日本细菌战，其中1501人死于鼠疫，909人死于霍乱，2272人死于伤寒和副伤寒，407人死于痢疾，205人死于炭疽杆菌。 细菌战受害者男3748名，女1546名，其中10岁以下儿童871名，死亡年龄最大83岁，最小3个月，大量孕妇感染疫情流产，出现了双双死亡的悲惨景象。
除浙江衢州地区发生大面积鼠疫外，侵华日还于1940年10月分别对金华、义乌、宁波、丽水等地实施细菌攻击，造成这些地区大面积疫情流行和平民伤亡。
据统计，仅常德、义乌、云和衢州4地就有15033人死于日本细菌战，很多人没有死于感染者，留下终身残疾、患病的人还是死了好。
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至今仍给我国同胞带来日本遗弃在我国的化学武器的严重危害。 遍布19个省、市、自治区近100个地方，伤害无辜平民事件频繁发生，战争结束，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和影响仍在继续。
二战结束以来，埋藏化学弹最多的吉林省敦化市因日本遗留化学武器死亡人数达到747人。
1974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发生一起日本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造成3人重伤，失去生活工作正常能力。
2003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已造成我国2000多人重大伤亡，至今仍对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水土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和巨大影响。
我国民间从1995年开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毒气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论运动”，在众多证据和事实面前，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2003年5月15日的判决中，不得不承认“侵华战争中日军确实大量制造和使用了化学武器”
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完全是民间自发组织展开的，在已经全面败诉的情况下，现在变得困难了。 由于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得不考虑，即使受害国的国民向加害国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也是加害国的政府，而且即使在加害国的律师的帮助下提起诉讼，这是否会成功？ 那么，如果全面败诉，对日诉讼运动的出路在哪里，细菌战的受害者又如何能获得赔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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