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伙伴玩家都不太清楚在沙特阿拉伯生活指南,沙特阿拉伯路上见闻,那么今天解雕侠小编给大家带来一篇 相关的文章,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有所收获,最后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尽管大部分国土面积被沙漠覆盖,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和能源提供使沙特阿拉伯王国成为中东世界正确的“轴心”。 在这里,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以非常复杂的模式嫁接,因其高度封闭而不为外界所知。 其前景和中东扩散的影响对21世纪初的世界至关重要。
文|刘怡
2014年10月9日,在麦加朝觐结束后的穆斯林信徒们到达了伊斯兰教的另一个禁区麦地那
AnabasisJeddah (机场北航站楼的到达大厅,给我的第一印象极为冷清。 在2018年初春的正午,等待通过非宗教团体海关入口的外国人总数不到20人,这在本来就热闹的中东公共交通设施中相当异常。 实际上,在阿布扎比换乘航班时,周围的气氛开始微妙地变化。 正襟危坐的老年日本游客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斜着披着毛巾的“网衣”)和被连体白袍包裹的东南亚面孔。 额头上的皱纹、粗糙的手指、英语问题的茫然眼神,以及统一发放的行李箱,都暗示他们的身份是——人,是一群终于可以在旅游淡季组团去麦加的印度尼西亚农村穆斯林他们必须先飞到圣地接战口岸吉达,然后乘坐包车去禁寺。 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这条连接吉达和麦加的朝圣路线持续了1400年。
海关人员穿着熨平的白色长袍,头上裹着红细格子方形毛巾,茫然地望着天花板,漫不经心地翻着我的护照。 在随后的两周里,我们多次看到边防警察、巡逻军官、保安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脸上相似的表情。 与叙利亚军警的敌意不同,也与黎巴嫩人的好奇心不同,大多是生活的精华和刺激不足导致的无聊感。 在这个旅游签证申请尚未开放的神秘国家,外国客人如果不是出于宗教目的,大部分都是从事石油和奢侈品业务。 最近三年半全球能源市场的降温使这些投机者大幅减少。 在只需要10名以上旅客入境的情况下,批准者和等待者看起来都不急躁,有耐性。 集体经过朝觐游客入口的印度尼西亚旅游团消失后,官员打哈欠并在护照上盖了黑色入境章。 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说过话。
站在官员身后的穿着橄榄绿军服的边防军士兵向我伸出手来。 他要求的是一张记录有入境者号码的小纸片。 这张纸片静静地躺在官员右手边的打印机出口,只是被这位懒惰的老爷忘记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心翼翼地说:“号码卡? ”我问。 官员目不转睛,声调虽标准,但用极不情愿的英语说:“入境也可以! ”他嘟囔着。 我还拍了拍他,必须指出,身后眉飞色舞的士兵——两人之间相距不到一米,但不会直接对话。 这次,官员终于放下了支撑头部的右手,用指尖夹着号码卡递给了我。 顺便说一下,我找到了他倦怠感的所有来源。 是卡在右耳的AirPods无线蓝牙耳机。 很明显,现在是他例行的下午音乐时间。
2017年12月31日,沙特政府官员试乘了连接麦加和麦地那两个禁区的哈曼高铁的首班列车
在吉达机场只有半个小时的经历,足以建立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和该国机器的初步印象。 友好但效率低下,严重的官僚主义,充斥着语言的等级观念(官员拒绝与普通士兵交流),以及公共场合(不能播放音乐)和私人生活(手掌覆盖的蓝牙耳机)的分裂。 这些特征在重要性方面不亚于充满所有公共空间的宗教成分。 那位年轻的海关人员的脸上有一种只有富裕国家中上层人才看得见的自豪气质。 因为自己的心情好,所以“不在意”。 我想起了最先发明“最终的人”“最终的人”这个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1885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我们发明了幸福。 ”上面写着。 最后一个人说。 我眨眼。 ”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正如其名,由“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半岛)这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构成。 前者标记了这个王国的创始家族和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后者是其地理坐标。 在你脍炙人口的古代书籍中很难找到它的踪迹。 ——沉浸在希腊文明中,无论是从北非到中亚的Ecumene (希腊语“定居世界”)版图,还是威廉麦克尼尔标记的全球文明移动路线图,都是被高原草场和广袤沙漠覆盖的阿拉伯伊斯兰信仰建立在汉志山脉和海岸线之间的狭窄平原上,但在现实世界中的荣耀被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僭越了。 20世纪70年代,英国诗人、探险家查尔斯道尔蒂到达今天的利雅得。 他目睹的是:“干涸的溪流发出令人无法呼吸的嘶嘶声,中间夹杂着流沙移动的巨大噪音。 如果上帝不制作骆驼的话,内志地区就不会冒烟了吧。”
20世纪两次全球版图变动再次“发现”阿拉伯半岛,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翼、连接“心脏地带”与周边大洋的中东方形板块成为正确的“轴心”。 虽然全球范围内已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一半左右集中在这里,但仅沙特国王一个人的决定,就可以引发1973年席卷西方世界的能源危机。 21世纪初全球治理中的所有突出问题3354人口爆炸、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远程制导武器(弹道导弹)扩散、水资源短缺3354也在这里凸显。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阿拉伯的国际地位不仅因“冷战”的结束而受损,而且由于其在全球“文明冲突”、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干涉战争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同时,沙特阿拉伯王国仍然是世界富裕国家中最不为外界所知的异类。 王公贵族们的奢侈生活、倚重宗教经典和高官宦诠释的治国方略,以及历史悠久的朝觐经济和“出口焦虑”外交方针,虽然因其独特性而受到社会欢迎,但难以塑造完美的面相。 传统阿拉伯社会对“墙外”和“墙内”生活的严格区分,似乎也适用于作为国家的沙特阿拉伯。 2016年开始的“萨尔曼改革”带来的新气象,让外界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能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时代,继续保持统治家族的至高无上地位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疑问。 这些构成了我亲自去阿拉伯半岛,访问这个“轴心”的动机。
根据沙特王国政府公布的时间表,到2018年夏天,将执行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包括女性驾驶许可和开放外国人旅游签证申请。 我在2018年春节之前进行的这次旅行,正好选在了微妙的时间点。 新政策带来的冲击已经开始揭示其初步效果。 但是,在更激进的措施落地之前,传统社会的大部分面相仍然维持着最后的稳定。 离开吉达机场时,我想起2400多年前希腊特拉诺冯名作《远征记》(Anabasis ) ——当时的特拉诺冯从地中海长途跋涉到波斯高原参加了波斯王位争夺战。 后来,他用希腊语词Anabasis从大海向陆地前进,为他的回忆录命名。 乘坐波音787型客机到达红海海滨的吉达后,我的旅行也同样构成了Anabasis。
在现代沙特阿拉伯第一座正式王宫马斯马克要塞前的广场上,小学生们正在进行足球比赛
伊夫和拉登作为历史悠久的红海要港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第二大城市,吉达作为交通和物流枢纽的地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海洋基因对城市规划和社会生活的形成,已经深深地注入市井生活的面貌。 上世纪90年代规划的新城区主体完全围绕港口建设,连接机场和住宅区的高速公路与海岸线基本平行,视线极其开阔。 进入深夜,港区进出苏伊士运河的散货船和大型装船船仍以此为中转点通宵作业。 地理决定了这座城市的价值和出路——中东和北非所有国家的首都距离吉达不到2小时东非农作物、亚洲纺织品和轻工业产品、越南咖啡沿着东西两条航线首先到达这里,重新装箱后北上到达欧洲因此,吉达是我访问过的沙特阿拉伯大城市外国人数量最多、西式教育最发达的地方。 和迪拜一样,这些人才需要为世界经济服务。
阿訇( Imam,穆斯林礼拜活动的领袖) )阿卜杜勒试图在吉达街头告诉我阿拉伯男子的服装与他们宗教和文化立场的关系。 最常见的穿法是用白袍裹住脖子到脚踝的全身,用圆帽把头发(包括刘海)整个裹起来,再在上面披上用圆发带压住的围巾。 表示对传统“均衡”的遵从。 不穿头套和白色长袍,剪短到脚踝上,这种穿法多见于老年人,体现了最保守的社会观念; 年轻人不戴头巾,打扮得下面穿着大灯笼裤,但几乎只有外国人完全采用t恤加牛仔裤的松散美国搭配。 “老实说,因为服装的原因,所有的健身和户外运动在这里都很难普及。 ”阿訇幽默地耸了耸肩,“体面的沙特男人谁也不会在女人面前露出大腿。 为了保持白大褂的干净,只能不出汗,并且尽量减少与他人的肢体接触。 所以在年轻的大学生中,也只有极少数有经常运动的习惯。 在室内健身房,也有很多人选择穿长裤。”
不难推测,受这种习俗的影响,满肚子的年轻人在吉达街头随处可见。 由于白袍的遮挡,他们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安之若素——“缺乏糖分的日常饮食、运动、缺乏直接光线(因为衣物遮挡),大部分人到了中年都会受到糖尿病、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困扰。 ”在英国接受大学教育的阿訇介绍说:“你会在很多百货商店和车站遇到依靠轮椅行走的老年人吧。” 这对妇女的影响更为明显。 无论是裹得最好的罩袍( Burqa )罩袍,还是允许露出脸部和手部的细头巾,都不会建议外人窥视一位女性的头发长度和身体曲线,只有未成年人是例外。 “用肉眼几乎分辨不出女性是极度肥胖还是怀孕。 ”阿訇笑着说。 “但是,有些事情很复杂。 阿拉伯妇女结婚后,她通常会对家庭财产和日常生活工作有更大的发言权,经济上也会更加宽松。 因此,几乎只有已婚女性购买漂亮的时尚,烫染更时髦的发型。 虽然看起来不像外人。 大多数外国人认为对女人不友好,但当地的年轻姑娘反而更渴望和大人结婚。 ”
2016年8月30日,巴勒斯坦加沙市一群老年穆斯林妇女聚集在卡蒂广场,等待前往麦加圣地朝圣
但是,吉达还是一个国际化色彩浓厚的城市。 即使是优步( Uber )的司机,外来客人对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兴趣也很快消失,他们要找的是更历史的建筑物和遗迹,但遗憾的是这里并不多。 “你听说过夏娃的墓吗? ”一个司机问。 是的,我听说过。 现在那里是混凝土做的平地。 它的存在是中东地区常见的魔法怪古掌故,是将前文明时代的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混淆的做法。 关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人类起源的共同创世传说,根据公认亚当和夏娃是全人类祖先的《古兰经》、圣训、公元10世纪前后的古老典籍记载,夏娃诞生于吉达。 她从这里出发去麦加,在阿拉法特山附近和亚当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她去世后,棺材被运到吉达郊外,葬在白色圆顶形墓地。 19世纪著名的欧洲探险家曾饶有兴趣地参观过这个带有猎奇色彩的遗迹。 据《一千零一夜》第一个英文版译者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介绍,夏娃墓全长约8英尺(约2.44米),非常自豪。
这座充满神话色彩的奇特建筑,1928年被汉志总督费萨尔亲王(后来的沙特国王费萨尔)一夜夷平,1975年用挖掘机破坏地基,表面浇上混凝土。 ——这些措施是王国政府“打破偶像崇拜”文化政策的一部分。确实,沙特王室希望通过控制历史悠久的文化名胜来加强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另一个动机左右着他们的政策。 希望通过始终将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和宗教特征与沙特家族自身及其尊崇的瓦哈比派信仰联系起来,消除一切带有异端色彩的成分,塑造出“沙特家族与阿拉伯半岛同生共长”的直观形象。 麦加古城的重新规划和建设是其中的“正向”部分,伊夫墓等出处可疑的古迹损毁是“负向”部分。 当然,永久清除的是确实的历史文化地标,包括马加城马哈马的出生地、父母墓、什叶派创始人伊玛目阿里的出生地、伊斯兰教创始阶段的几十座清真寺和先贤陵墓。 根据瓦哈比派的教义,对这些“圣物”和“圣陵”的崇拜是偶像崇拜的对象,必须被禁止。
现代沙特阿拉伯创始人伊本沙特(左)和长子皇太子合影
取代语焉不详的夏娃而受到公众尊敬的是沙特家族历代国王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信奉者,尤其是吉达地区最有名的新贵——本拉登家族。 出生于也门的老马哈马特本阿巴德拉登( Mohammed bin Awad bin Laden )阁下于1930年来到吉达,承担了为美国石油公司建造工人宿舍和生活区的工程。 他的精明和高效逐渐引起了沙特王室的关注,伊本沙特国王于1932年任命他负责吉达地区被搁置很久的胡扎姆宫(今天改建为吉达考古人类学博物馆)的改建工程。 和许多阿拉伯男子一样,老国王从中年时期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关节炎,不得不用拐杖和轮椅代步,而本拉登在出色的细节上得到了他的批准。 胡扎姆宫殿的正门和建筑主体的大厅(高于地面半层)由宽阔的车道连接,国王的车可以直接进入客厅的入口,放下轮椅。 此后,作为麦加和麦地那两大禁区的老清真寺的扩建工程全部承包给了这家名为“沙特拉登集团”( SBG )的新公司,利雅得最初的几座混凝土建筑和高楼也是拉登的手笔
对于当时没有接受石油财富“输血”的沙特王室来说,拉登家族是可靠的主人。 他们从半岛南部移居到吉达,当地缺乏部落根基和政治野心。 本拉登考虑到王国政府的财政困难,最初十几年一次,为了国王,用预付款翻修了清真寺和宫殿。 伊本沙特和他的儿子费萨尔决定给予“皇家包厢”最丰厚的奖赏,后者提前向本拉登家族承诺沙特全国新清真寺和道路网的建设权,并保证支付超过英美同类企业的报价。 1967年本拉登死于空难时,他的家族财富已经积累到50多亿美元,富有敌国。
本拉登最终是他的发源地,葬在沙特阿拉伯本拉登集团总部吉达的墓地里。 而他的56个儿子之一,1957年出生的奥萨马本拉登小时候住在利雅得。 直到1976年,他才回到吉达,进入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以伊本沙特阿拉伯的正式国王号命名)学习经济学。 1979年,奥萨马在吉达为参加阿富汗“圣战”的志愿者设立了招募营,利用家族企业招募网络,将年轻狂热分子从埃及和叙利亚召集到沙特阿拉伯,统一到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1984年,他自己也经白沙瓦进入阿富汗,从此走上了与父亲大不相同的道路。 但这从未影响过拉登家族与沙特王室的关系。 截至今日,拥有4万多员工的沙特拉登集团仍是该国最大的机场、公路、清真寺、城市住宅和桥梁建筑商,净资产超过70亿美元。 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始终以沙特王国高层财富分配为主导,不会因为个别成员的背叛而轻易改变; 这与阿拉伯世界千年以来的传统规则相差无几。 即使“墙外的人”会因此招致悲惨的后果。
在现代沙特阿拉伯第一座正式王宫马斯马克要塞前的广场上,小学生们正在进行足球比赛
哈丽特的铁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能是‘唯二’亲自访问汉志铁路起点和终点的中国人。 ”站在麦地那铁路博物馆低矮的正门前,我不由得感慨摄影师李亚楠。 2017年9月初,我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会见了中东第一条近代铁路——汉志铁路( Hejaz Railway )的起点站。 五个月后,2018年1月底,我们又在麦地那打量了这座改建为博物馆的航站楼。 这条横贯黎凡特和汉志山脉以东,全长1320公里的铁路曾经是奥斯曼帝国连接中东附庸国和近代世界的标志,它的破坏和废除,象征着近百年来中东权力和版图的变迁。
同样受伊斯兰教法的制约,帝国苏丹确立了兼任哈里发( Caliphate,伊斯兰世界宗教和世俗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的政教合一秩序,但奥斯曼帝国复杂的人口来源、宗教背景和地理布局却播下了多元文化色彩。 直到17世纪末,帝国的核心统治区仍然位于黑海沿岸和地中海东部的西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把与土耳其有关的领土问题称为“东方问题”( Eastern Question )的理由就在于此。 直到近代前夕19世纪初,阿拉伯半岛腹地才正式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 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等帝国边缘地区,苏丹行使着特别的间接统治制度。 帝国没有通过直辖机构直接统治当地,而是设置了几个税务监督官和军事总督,负责最重要的征税和战争事务。 一般民事和宗教问题的管辖权由当地有名的封建王公、部落首领谢赫( Sheikh,意为长老)和教派领袖委任,在苏丹的首肯下行使统治权。 帝国的核心领土始终位于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半岛这一边缘世界按照历史形成的势力分布,位于也门、汉志(今沙特西部沿海)、内志) Najd、今沙特腹地(伊德里斯)、今阿西尔州)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坐拥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而闻名,但从13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圣城的汉志地区一直是沙特阿拉伯家族的竞争者之一,受先知马哈茂德的直系后裔哈希姆家族的统治。 而英雄的伊本沙特直到1902年才在科威特埃米尔( Emir,阿拉伯王公称号)的支持下夺回利雅得。 在帝国末期的政局中不过是配角。 20世纪初,统治着两个禁区和吉达港——,囊括了当时阿拉伯半岛最富裕的红海沿岸——的是哈希姆家族的族长,以“阿拉伯人之王”为荣的侯赛因伊本阿里( Hussein bin Ali )。 伊本沙特骆驼骑兵还在内志广袤的沙漠中,与土耳其苏丹认可的拉希德家族争夺有限绿洲的控制权。
但是,“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的疲惫及其领土流失,必然也会影响阿拉伯半岛的命运。 进入19世纪末,随着君士坦丁堡对埃及和巴尔干的统治权不断被英、俄等国取代,经营阿拉伯世界开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重点。 1904年发动政变的“统一进步委员会”,也就是有名的“青年土耳其党”,以德国为依托进行了猛烈的现代化改革。 在帝国的核心部分,他们推行君主立宪制,将行政和军事权力集中在内阁,由纯粹的土耳其裔青年军人掌握。 在领土的边缘,他们努力打压阿拉伯人的独立意识,引进德国资本,修建铁路,试图消除地理上的分离对行使统治权的障碍。 间接管理逐渐被直接管理所取代,地方王公们的权力开始出现危机。 其中影响最大的措施是20世纪初汉志铁路的建设和开通。
这条改变了历史的窄轨铁路(轨道间距只有1.05米),北起黎巴嫩首都大马士革至麦加,将汉志、巴勒斯坦、大叙利亚三个土耳其在中东的重要统治板块直接连接起来。 部署在安纳托利亚的帝国军可以在5天内经由叙利亚运往阿拉伯半岛,对当地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造成威胁。 叙利亚和汉志生产的农产品和贸易出口物资也可以通过陆路运往帝国核心区,不再需要依赖可能被英国切断的海运。 对于志在推行“世界政策”的德皇威廉二世来说,汉志铁路将构成未来柏林-巴格达-君士坦丁堡(合“3B”)大陆交通网的前期布局,意义重大。 只是在整个哈希姆家族的强烈抵抗下,帝国当局才妥协,同意只把铁路最南端建在汉志王国北方的麦地那( Medina )。 但是,整个工程毕竟成了舟。
1900年汉志铁路工程在大马士革正式破土动工,由德国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纳担任项目总监,德意志银行提供贷款。 土耳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以哈里发的名义在世界穆斯林信徒中募捐,并承诺将来通过铁路将朝圣者送往圣地。 到1908年9月1日,最南端的麦地那站正式开通,宣告这项历史性工程的完成。 因此,土耳其欠德意志银行2900万土耳其镑的债务。 但是,盛况仅维持了不到8年。 为了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从根本上消除中东战线对苏伊士运河航行的影响,1916年6月,英国驻埃及当局动员哈希姆家族在汉志发动阿拉伯人大起义,开辟了反对土耳其人民的新战线。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从阿勒颇延伸到亚丁,在战后建立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统一阿拉伯国家。 著名的英军情报员和游击战专家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尉指挥阿拉伯起义军在汉志铁路沿线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濒临中断。
但老牌殖民帝国的嗅觉使英国不把哈希姆家族视为唯一寄托利益的对象。 在策动阿拉伯大起义的同时,英帝国印度省打算扶植刚刚统一内志地区的沙特家族作为候选代理人。 经过伊本沙特军事顾问、英国人威廉莎士比亚上尉(他最终在与拉希德家族的战争中阵亡)的长期策划,1915年12月就任英印远征军政治专家珀西考克斯爵士战后英属伊拉克高级专员(波斯湾的塔尔) 英方承诺一次性向沙特家属提供2万英镑援助和1000支步枪枪。 之后每月有5000英镑的津贴,帮助伊本沙特继续攻占拉希德家族控制的阿拉伯半岛东部。 作为交换,沙特家族承诺不吞并科威特、巴林和波斯湾西岸由英国保护的埃米尔的几个国家,并支持英国的战后中东政策。
1975年,吉达女子小学的外籍教师正在上课
尽管同为英国战时盟友,汉志和内志却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 侯赛因虽然保守陈腐,但受到劳伦斯、雄心勃勃的儿子阿卜杜拉和费萨尔的影响,接受了一部分现代民族主义观念。 哈希姆家族的构想是,未来统一阿拉伯国家是立宪君主国,所有拥有现代议会和财政体系的阿拉伯世界民族都可以在这个国家找到立足之地,汉志铁路将成为新国家的经济动脉。 深深相信瓦哈比派教义的伊本沙特本质上把自己看作部落的领袖。 他对统一阿拉伯世界没有野心,多种信仰共存,不能接受立宪君主的形象。 但沙特家族的“去国际化”视野与英国避免中东为任何大国垄断的观点一致,《达林条约》保证了英国拥有核心战略利益的波斯油田的安全。 汉志—内志之争的结果已经安排好了。
1918年10月30日,战败的奥斯曼帝国签署了《达林条约》,宣布放弃对中东的所有领土和主权要求。 1920年4月,英法两国在圣雷默会议上达成一致,将整个中东划分为两国各自托管的委任统治区。 汉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随后自己宣布建立“叙利亚阿拉伯王国”和“伊拉克阿拉伯王国”,但在英法的军事压力下迅速崩溃。 伦敦最终实现了分裂中东的目标。 老侯赛因及其两个儿子分别成为独立的汉志王国、外约旦埃米尔国(今约旦前身)和伊拉克王国的统治者,但三国不得合并。 内志王国由沙特阿拉伯家庭统治。 1924年,老侯赛因在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前两天,主动宣布加冕为“全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受到内志军的攻击,被迫让位给长子阿里,逃离约旦。 一年后,伊本沙特攻陷麦加,将阿里驱逐出境,随后吞并了处于半独立状态的伊德里斯和吉赞。 1932年,内志王国与汉志王国合并,沙特阿拉伯宣告诞生。
汉志铁路最后一次运行的时间,永久地停止在1920年。 象征着哈希姆家族和沙特家族分别统治的约旦和沙特王国的边境,完全被切断。 虽然在两国内部,这条铁路的部分路段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叙利亚和约旦的部分轨道直到今天仍用于运输货物),但由此将整个阿拉伯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梦想在1920年以后消失了。 这毕竟是属于哈里发的铁路。 希望融合不同信仰、教派、文化和地区市场的全球战略家需要整合,而伊本沙特则不然。 这位精明的国王和他的许多儿子们始终把本家族、本部落的守护者放在首位,不打算插手围墙外的一切。 虽然沙特家族仍有“侍奉两个圣地者”的称号,并愿意作为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恩主,但他们也会将与之相关的一切变为自己的私产。 关于后来的“以邻为壑”政策的一切,都可以在废弃的汉志铁路上找到答案。 一位航空摄影师告诉我,几年前在沙特和约旦边境附近用轻型飞机拍摄时,还看到了100年前被劳伦斯炸毁的火车。
2016年12月1日,一名沙特阿拉伯男子在利雅得市中心著名的高层建筑费萨尔塔第32层的了望台向外眺望
沙特国王宫殿利雅得老城中心的马斯马克要塞( Masmak Fort ) ——现在的正式名称是“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历史中心”——,并不像BBC纪录片中表现的那样高大耸立可能最初是因为它是由沙特阿拉伯家族的世仇拉希德家族建造的。 1938年之前曾作为伊本沙特阿拉伯的王宫长期使用,但并没有大幅扩张,外观也绝对不气派。 整个要塞的正视图宽仅30米,与许多国家著名的宫殿相比,它像一个玩具,要塞前的广场上凌乱地安装着一堆石头和稀疏的棕榈树。 巨石建造的厚重城墙和四个突起的观察塔彰显了冷兵器时代古典战争的氛围,而城堡内部已经陈列了几枚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法国野战炮。 最有趣的是正门。 整个宽度只有2米左右,入口只能通过一个人。 一种警惕和敌意的气息也从这窄门背后暴露出来。
欧美新闻界对马斯克要塞的关注,并不是源于建于1865年的不太悠久的历史,而是源于距离要塞只有20多米的司法部旧楼,以及其身后不太宽敞的礼拜广场。 这个小广场还有一些不太严重的别名,比如以伊斯兰历法中表示倒霉的彩色法尔广场命名的“彩色法尔广场”和“被砍的广场”。 都源于其用途之一,即每年几天,周五主麻日礼拜结束后,司法部将几名被视为邪恶的罪犯带到广场中央,公开斩首处决。 之后,死者的血渍被清水冲进排水沟,首级重新缝合在脖子上,用白布包着好运走。 2015年早会期间,麦加禁寺广场塔吊发生倒塌事故,造成500多人死伤。 被认为必须对这起事故负责的20多名当地警察随后被带到礼拜广场,一齐砍了头。 2016年1月2日,受年轻人欢迎的什叶派教士尼姆因犯有“要求外国干涉罪”和“武力对抗罪”,在这里也和其他46名犯人一起被处决。 这一事件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响,德黑兰示威者焚烧了沙特阿拉伯大使馆。
BBC关于“尼姆尔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反复播放了死者的血被污水冲走的场景,引起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和舆论反响。 但是,在2018年1月底这个主麻日的傍晚,我的直觉大不相同。 礼拜广场聚集人群,面积有限,不是通过公开处决带来警告作用的空间,最多可聚集数百人,与麦加巨大的禁寺广场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除宗教用途外,沙特公共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在尽力避开适合多人聚集的地方,以避免潜在的政治煽动和示威。 把处决犯人的刑场设在旧市街中心,旧王宫的正对面,这是历史的偶然事件。 即使是1932年志与汉志统一的时候,伊本沙特也不可能预见到穷国有一天会获得几乎取之不尽的财富,建造这么多巨大的前卫建筑。 他只是稍微随意决定把司法部的四层办公楼建在小宫殿前,必要时在这里处决刑事犯。 完全是偶然的。
20世纪50年代,访问英国的沙特王储费萨尔(右)在诺霍特空军基地受到咖啡款待
除了看斩首的猎奇意义外,马斯马克要塞、礼拜广场及其周边的古建筑群不像是巨大城市的地理中心。 在旧宫殿前的小广场上,一群小学男女正在进行足球比赛。 少数当地游客聚集在要塞狭窄的入口前,等待礼拜时间结束后进入参观。 最密集的人流是前往要塞北侧的古老家族墓地吊唁的路过者,这条路线暗示着利雅得老城的规模有多么小。 旧王宫内部的向导和警卫也没有精神。 两个年轻的警卫花了整整15分钟,兴致勃勃地用各种形式和我拍照,并上传到他们的Instagram账号。 同时,墙上的显示屏上播放着夸张的老电影。 伊本沙特率40名勇士正从天而降,夺回老城。
875年出生的伊本沙特利用自己上个世纪的经历创造了传说。 但是,基本上是《穆德洛斯协定》式,不是20世纪的。 在他出生之前100多年,沙特阿拉伯家族的杰出祖先马哈马特本沙特阿拉伯( Muhammad bin Saud )为自己的后代制定了宗教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典范。 由与被外界视为异端的逊尼派宗教改革家马哈马特伊本阿布扎比哈比卜结盟的这个联盟创立的新宗教派别也被称为瓦哈比派( Wahhabism )。 瓦哈比可视为穆斯林世界的加尔文,对奥斯曼帝国晚期放宽教法、物质主义横行、穆斯林沉迷娱乐的景象极为不满,恢复了马哈茂德的生存风气,严格按照《一千零一夜》和圣训原著管理国家根据瓦哈比派的教义,任何试图给宗教仪式和风俗灌输新定义的教派都应被视为异端。 对穆斯林行为正当性的评估基于《叙利亚法》( Sharia ),而不是后天制定的世俗法律。 一切形式的圣贤、圣陵、圣物崇拜都是制造偶像崇拜的异端行为,必须彻底禁止。 吸烟、饮酒、赌博、歌舞等堕落行为,以及对华丽服饰、金银珠宝的喜爱,也包括在禁令之内。 真正的穆斯林应该致力的唯一事业只有苦读和“圣战”。
从今天的角度看,瓦哈比派是一种带有清教徒和禁欲主义色彩的原教旨主义思潮,其严厉之处难以为大多数穆斯林所接受。 但对于有统一内志的沙特家族来说,它在18~19世纪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瓦哈比派的教义主张对被“异端”推翻的周边部落和家族实施“圣战”,把沙特家族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哈尼法河谷(今天利雅得西北郊区)和周边狭小的绿洲,而是扩展到整个内志,甚至整个阿拉伯半岛。 其禁欲主义色彩使所有效忠沙特家族的部落成员首先当兵,意志坚定,不求物质回报。 瓦哈比主义统治下,沙特阿拉伯家族建立的前两个埃米尔国家在19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及其附庸拉希德家族推翻,但最终在伊本沙特这一代取得了全面胜利,建立了覆盖阿拉伯半岛大部分领土的统一国家。
汉志铁路运营的窄轨列车途经约旦境内的马安站
很难说伊本沙特是一个完全按照教义圭臬的狂热分子。 在统一半岛的最后阶段,他曾经相当依赖贝都因人为游牧民族改编的宗教民兵“希伯莱文”( Ikhwan )。 1924年攻占麦加的主力军是希瓦万属下的骆驼骑兵。 但是,由于统一事业告一段落,国王开始引进电报、电话、汽车、飞机等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国家管理的现实需要,他也必须接受哈希姆家族统治伊拉克和约旦的情况。 这引起了思维狭隘、个性鲜明的咖啡万人的强烈不满,尽管使用的是欧洲制造的现代枪械。 1927年,希巴在边境地区发动全面叛乱,入侵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对沙特阿拉伯家庭进行宗教谴责。 伊本沙特领导了现代化军队的叛乱,现代化军队装备了由英国飞行员驾驶的4架飞机和200多辆汽车,直到1930年1月才彻底击垮了希伯莱文。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本沙特选择在20世纪诞生的新国家继续尊重瓦哈比派教义,仍然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的决定。 内志地区大部分居民直接从部落和游牧状态进入现代社会,既没有法律观念,也没有权利意识。 在这样的国家建立任何形式的现代政体和法律体系,成本都是极高的。 根据宗教信仰和道德戒律形成的瓦哈比派教义,只需稍加调整,就可以直接转化为粗糙但容易实现的治国方略。 在这样的想法下,出现了“王室和乌里马( Ulama,权威伊斯兰学者和宗教领袖)”共天下的奇怪组合。 在乌里马集团的要求下,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权组建类似宗教司法机关的“劝善惩恶联盟”,设立宗教警察“穆塔瓦”,在全国任何地区随时随地打击涉嫌“异端”行为。 但由于国王有权通过与高层乌里玛的协商宣布“圣战”,做出最终裁决,这一平行机制的存在并不会威胁王室自身的地位。 在承认《叙利亚法》最高地位的基础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沙特阿拉伯政府加强了部长会议(内阁)在行政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完善了现代国家治理所需的各项具体法规和职能部门设置,使整个国家高度宗教化,但也实现了现代化。
教俗一体、并行不悖、王室为纽带和唯一仲裁者:这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一个充分稳定、可以缓慢创新的政治体系。 没有宪法,但有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法律体系;有严格的宗教戒律,但乌里玛阶层在解释这一点时很有弹性。 最重要的是,1902年闪电般攻占马斯马克要塞,有助于维持至今仍保留在国名中的统治家族的最高地位。圣训和教法对他们的约束并不严格。 1938年从马斯克要塞搬走后,伊本沙特毫无心理负担地住进了设有发电机、抽水马桶和电梯的广场宫( Murabba Palace ),1953年在那里去世。 如今,这座简单的大气宫殿被改建为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历史中心的第二博物馆。 当我进入博物馆一楼的展览厅时,我发现展示板上这样描绘着人类的起源:“安吉拉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在土地上创造生命的一切形式。” 在沙特阿拉伯,这当然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表达方式。
在麦加郊外的阿拉法特山,一名伊斯兰教女性亲吻了《古兰经》中记载的马哈茂德站立的地方的岩石
圣域春秋“你们是怎么到达麦加的? 你住在哪里? ”英国巴基斯坦裔文化学家齐亚丁萨达尔说:“1975年12月第一次去麦加时,到了吉达,从那里的咖啡店花2000英镑买了一头驴,有意模仿古代苦学者以平均每天15公里的速度穿过沙漠和山区的模式。 一路上,我们和蝈蝈、蜥蜴一起,花了四五天左右来到了禁寺广场。 中世纪的朝圣者也有必要这样吧! ”
走完吉达和麦加之间不到100公里的道路后,我选择的交通工具是银色的丰田“卡罗拉”轿车,花了大约3个小时。 多亏本拉登集团的努力,今天的朝圣者再也不用朝夕面对驴、蛇和蜥蜴了。 但是,夏威夷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说:“仔细看看你路上的路标。 上面清楚地写着“仅限于穆斯林”。 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受到赤裸裸的宗教歧视和敌意,真的有价值吗?”我不得不以他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为论据。 “弗朗西斯伯顿去过那里。 皈依前的圣约翰菲尔比大概也去过。 如果沙特政府决心大力开发旅游业,他们就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总之,机会不可失去。 ”
教授义愤填膺的路标确实高高挂在吉达——麦加高速公路入口处; 但是,在离禁区很近的显眼的大门附近,已经有探头探脑的“穆塔瓦”在车里望着。 武装警察只是粗略检查了一下是否有危险品的嫌疑。 “时代不同了。 ”萨达尔感慨地说。 “你们的服装显然不是体力劳动者。 虽然在当地人眼里可能比不上阿拉伯富豪和欧美西装客,但与随处可见的南亚、非洲体力劳动者相比,依然很受欢迎。 另外,你们换上了白色的长袍。 ”我再次想起了出发前美国《圣训》编辑乔瓦尼的忠告。 “如果一定要换上白色长袍的话,一定记得买了材质好的东西。 很多阿拉伯人根据你长袍的质量来决定对你的礼貌。 ”根据在圣地定居多年的萨达尔的看法,这里的等级制是20多年前就形成的。 名列前茅的是沙特王室和阿拉伯高级官员家族的成员,其次是欧美人和有点桀骜不驯的东亚人,其次是南亚和东南亚人,最后是来自也门和非洲的黑人。 肤色决定论。
如果不是视线所及的黑白相间的长袍,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麦加,特别是禁寺广场,就像一个没有大朋友的人间剧场。 扩建工程的脚手架和塔吊几十年来以禁寺为中心向外延伸,洲际、凯悦、希尔顿、万豪等国际知名品牌酒店大楼像拥挤的观众一样围绕在禁寺广场周围。 在禁寺左侧近端的皇家钟塔酒店“Abraj Al Bait”,了望台正在558.7米的顶层紧张建设,预计半年内开放。 这座总高601米的摩天大楼是当今世界第三高的建筑,拥有世界上位置最高的餐厅、钟塔和钟面,可以用无遮拦的视野俯瞰整个禁寺广场。 当然,和沙特阿拉伯许多著名建筑一样,施工由拉登集团负责,产权属于王室。
被黑色天鹅绒覆盖的克尔白房间( Kaaba )以孤独庄严的姿态矗立在禁寺中央。 根据穆斯林们几千年来异口同声的传说,在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的时代,一块白色的陨石从天而降,后来因为世间的恶事变黑了。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同祖先——先知易卜拉欣( 《新闻周刊》记载的亚伯拉罕)和长子易司马仪(以实玛利)抵达麦加后,他们开始建造人类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 这时,大天使吉卜力(加布里埃尔)出现了,给了他们黑石。 为了安置黑石,易卜拉欣父子共同建造了第一座立方体形的Kaaba神坛。 实际上,在今天的英语中表示立方体的Cube这个词,和Kaaba本来就来自同一个词源。 7世纪初,马哈马特参加旧克尔白扩建时,他曾亲自将黑石重新定位在建筑的东南角。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随着一次次扩建的进行,克尔白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长13.1米,宽11.3米,高12.86米,由花岗岩制成,外层绣有金质《创世记》经文的天鹅绒。 而禁寺本身的建筑主体在17世纪初的两次洪水之后全面重建,实际上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查丁萨达尔说,在伊斯兰教萌芽时期,尽管一生至少去麦加朝觐被列为每个穆斯林的必修“五功”之一,但无法真正登高的因素是交通不便造成的稀缺性。 在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道路系统贯通汉志山脉之前,全世界的朝圣者必须先乘船到达吉达港,然后换乘驴和骆驼,再徒步穿越山地,最后到达禁寺。 这首先排除了大部分老年人、体弱者和妇女参加早会活动的可能性。 但即使是年轻男性,也需要为穿越大洋、高山、沙漠的旅行准备足够的磁盘费,还要考虑海难、传染病等突发事故的应对,所以实际上需要额外筹措相当多的预算来支持这次旅行,每个人都负担得起一个有趣的数字是,即使在远洋运输和陆上铁路运输工具相对完善的20世纪30年代,每年访问麦加的穆斯林人数也从未突破5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来自英国和荷兰控制区的富裕人士。 即使筹集长途旅行所需的钱,居住在东南亚岛屿和非洲沙漠的贫困穆斯林们由于健康和气象的原因,实际上往往无法前往。 因为亲身去过麦加而令人羡慕的特权——不是神圣的,而是昂贵的。
沙特阿拉伯政府很了解这种情况。 自1924年希伯莱骑兵攻占圣城以来,向朝圣穆斯林征收“朝觐税”(又称“皇家特许使用费”)作为家长兼门票的收费员,成为该国政府最可靠的财政收入。 这是东部巨大油田被发现之前,利雅得当局最大的经常性收入。 而且,为了让滞留在美国的朝圣者能为尽可能多的消费支出做出贡献,沙特王室会毫不犹豫地向欧美的旅游业取经。 1953年7月,哈佛大学商学院年轻穆斯林学生阿卜杜勒贾法尔谢赫乘飞机前往吉达和麦加的经历刊登在美国《古兰经》杂志上,包机晨会成为欧美富裕穆斯林群体的首选。 1964年费萨尔国王登基后,圣寺的整体规模一下子扩大了6倍,宣礼塔的数量增加到了7个,以容纳朝觐者人数的上升。 禁寺广场周边的空地也被高级酒店填补,穿着干净衣服、英语流利的接待员代替了随处可见的露营帐篷。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年朝圣者规模首次接近百万大关,基于财富多寡的地位等级秩序也正式形成。 麦加变成了沙漠中的拉斯维加斯,形象变得复杂了。
麦地那先知寺附近的家族墓地里,逝者的遗体按照传统仪式被埋葬着
现实政治的影子也染上了不可避免的地方。 1979年11月20日,自称“新希伯莱”和救世主马赫迪的宗教狂热分子乌塔比( Juhayman al-Otaybi )率领400多名该党持枪潜入禁寺,劫持了1000多名朝圣者作为人质,超过1万名沙特阿拉伯人叛乱者在广播中严厉谴责沙特王室的奢侈生活、西方立场以及他们对石油财富的统治,要求效仿革命刚刚爆发的伊朗,切断对欧美的石油出口,驱逐所有外国人,剥夺沙特王室的控制权,进行公开审判对峙和零星交火进行了整整两个星期,直到12月4日叛乱分子终于在不断的催泪弹攻击和巴基斯坦突击队员的强攻下宣布投降。 沙特政府承认行动中有588名武装人员死伤,另有12名朝鲜人遇难的叛乱者有117人被当场击毙,63人被捕并被处决。
1987年7月31日,来自伊朗的什叶派朝圣者在麦加举行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示威游行,拥向禁寺广场。 维持秩序的沙特治安卫队用空袭枪示威,随后双方发生正面冲突和大规模踩踏事件,最终造成402人当场死亡,649人不同程度受伤,大部分是伊朗人。 这一事件连同1979年的流血冲突,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同时,作为逊尼派阵营巨头之一的沙特和什叶派领导人伊朗关系急剧恶化,双方扶植代理人,在整个中东进行影响力竞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30多年后的今天。 同时,沙特阿拉伯政府逐渐认识到原教旨主义宗教势力在国内的存在最终威胁到现有政体的稳定。 为了引导势利导,降低治理成本,他们开始以邻为壑,想方设法“祸水泄流”,把极端分子送到阿富汗参加对苏联的“圣战”,以免危害本国。 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就在这些极端分子之中。 他最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上建立了“野蛮生长”的恐怖网络,彻底改变了21世纪初的世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处于受到质疑的地位。
今天的麦加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矛盾的城市。 有仪式感的宗教活动仍然是整个城市日常生活的唯一中心,不断膨胀的朝觐者规模也印证了其影响力。 但是,一切都与萌芽时代伊斯兰教提倡的平等、互助的理想根本不同。 萨达尔叹息道。 “表面上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麦加吸收的只是现代世界的消费主义,没有吸收多文化、多宗教、学术自由、知识成果、艺术创新。 它起不到跨越国家隔阂的桥梁作用。 ”同样的疑惑可能也是马哈马特本萨尔曼王储开始他的“愿景2030”改革的原动力。 但2018年开春,“穆塔瓦”依然穿梭于禁寺周围,肤色和财富仍然是麦加人最重要的日常价值尺度。
1931年6月4日,流亡中的前汉志王、哈希姆家族族长侯赛因本阿里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
王国中的王国从空中俯瞰,沙特阿拉伯阿拉姆科( Saudi Aramco )阿拉伯半岛东部的势力范围就像是封闭国家中的国家。 这不仅指其管理形式,而且在空间上也直接体现出来。 以总面积达8400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的传统油田加瓦尔油田( Ghawar Field )为中心,东部省中段沙漠腹地出现了由治安警备队和铁丝网严密保护、外人不得擅自入侵的神秘禁区。 从哈萨绿洲北部边缘到波斯湾西岸的达曼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天然财富构筑了自己的世界。 油井、大型炼油厂、全国最大的水泥公司,以及5条半岛长距离输油管线的起点分布其中,与为5万多名员工准备的生活区、学校区、周边城镇和体积较大的办公楼合二为一。 当我走出公路主干道,准备接近炼油厂所在的村镇时,一辆鸣着警笛的警车出现了,礼貌地要求我折返。
与利雅得大胆的摩天大楼相比,沙特独立王国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这个国家享有例外的特权。 加瓦尔油田的中心部周边,有为阿美公司服务的治安警备队航空基地、装甲兵站、地空导弹阵地。 在全国其他地方还被禁止,或者是刚刚开放的电影院、音乐厅和高度欧美化的娱乐设施,20世纪80年代建于这里,作为隐性福利提供给内部员工。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财富的产生和分配方法——,到目前为止,除了数量有限的新闻照片外,沙特阿美,特别是加瓦尔油田深处的开采设施的细节仍然是外界不知道的商业秘密。 在阿美公司总部所在地扎哈兰( Dhahran )城,所有外部车辆只能通过两个门进出,并且至少需要一名公司员工提供工作证明作为存档,以允许外部车辆进入生活和娱乐区域沙特王室每年从公司巨额收入中拿出多少比例用于个人消费,更是绝密中的绝密。
前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对我说:“2000年我刚来沙特阿拉伯当大使的时候,走了很多地方,我怀疑为什么没有看到地上有开采石油的设备。 后来,沙特阿拉伯的油田都是自喷的,被告知不需要地面设备。 这里不喷,封了这口油井再换地方。 所以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开采成本很低。 ”除了如此优越的地质条件外,阿拉姆科( Aramco )这个名称本身也反映了足够丰富的背景信息,它最初成立于——1933年,全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美国专家和美国资本经过“二战”以来的多次变化,欧美资本于1980年完全退出阿美公司,但1945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情人节协定》,使利雅得当局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也与世界最大强国挂钩。 到1994年,美国空军作为波斯湾沿岸最重要的前进基地长期工作。 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多国部队最严重的死伤者(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命中该基地食堂)也在这里发生。 因此,国际能源界至今仍长期使用“沙特阿美”这个新名字。 尽管沙特阿拉伯政府一再强调,整个公司于1988年11月重组,更名为“沙特石油公司”。
1973年禁运危机之前,沙特阿美乃至整个沙特王国对石油财富的记忆大体上是光明的。加瓦尔油田的发现将伊本沙特的政府从财政破产边缘拯救了回来,并创造出比朝觐经济更加稳定和可靠的收入来源。由于沙特能源业系在1929年全球大萧条之后才进入扩张期,而且接踵而来的世界大战和美国汽车业繁荣直接带来了需求的稳步攀升,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沙特的石油勘探—开采业与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始终处在同步增长的状态。沙特父子不仅有余力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也在委托本拉登集团为全国铺设新的高速公路、建造城市新居民区和海水淡化设施。矛盾仅仅存在于阿美公司的外国股东和政府关于收入的分成比例上。
禁运的决定改变了一切。一方面,受定价权谈判和供给显著缩水的影响,全球原油价格经历了长达6年的井喷式上涨,使以沙特为首的波斯湾沿岸各国的出口收入一举增加了近7倍。另一方面,热衷于赚取“快钱”的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政府逐渐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实际操盘手、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产生了冲突。坐拥全球探明储量最大、开采成本最低的加瓦尔油田,亚马尼更倾向于控制OPEC国家的原油总产量,使价格上涨的幅度与欧美国家的平均通胀率大致相当。如此一来,大多数国家将继续维持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迅速推进以新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的变革,产油国的长期收入增长自可获得妥善确保。在伊拉克等国不服从OPEC产量分配计划、无限制增产的情况下,亚马尼一度选择降低沙特本国的产量,以维持共计总量的平衡。但在新登基的法赫德国王的施压之下,沙特阿美最终也选择增产,使全球能源市场的供给侧出现了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增产竞赛。至1986年,泡沫终于破裂:全球油价在半年内暴跌49.5%,市场重新洗牌。
仿佛命中注定:从70年代中后期的油价“牛市”到1986年大崩溃之间发生的一切,在20多年后再度重演。由于法赫德国王在80年代初制定了极为宽松的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低至1%,关税5%),沙特政府除去占GDP近四成的能源收入以外几乎没有其他财源,电力、通讯、交通等垄断行业效率极为低下。在城市化程度急速飙升(19702003年沙特的城市人口比例由25%激增到了85%)的背景下,政府被迫举借各种内外债务以应付公共开支,最多时竟占到GDP总量的60%以上。1999年,受东南亚和俄罗斯经济危机拖累,全球油价再度跌至谷底,沙特阿拉伯经济增长率则已滑落至零点。主政的阿卜杜拉王储不得不宣布部分向美国资本开放电信、航空和金融业,并将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的公募和私募资金投放到美国市场,以换取华盛顿的经济承诺:在伊朗和伊拉克遭受长期封锁的背景下,继续以沙特作为美国本土原油消费的第一供应商。
所幸忍辱负重的举措只维持了两年。2001年,“911”事件爆发,国际油价止跌回升。从2003年初到2008年7月,全球油价经历了超过60个月的持续增长,一度飙升至每桶147美元的历史峰值。随后经过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冲击,油价自2009年起再
度进入上升区间,并于2011年1月“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又一次登顶历史新高。沙特国家财政不仅得以破天荒地实现零赤字,经济增长率更是一度达到了空前的7.2%。
但伊本·沙特的子孙们并未表现得比20多年前更加高明。财政警报解除之后,巨额石油红利重新被漫不经心地分配到了各个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部门,形形色色的基础建设项目皆以高油价作为预设前提,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油价有一天会重回谷底。按照传统做法,所有超过1亿沙特里亚尔(约合267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都需要由国王亲自批准,但在2010~2014年那些疯狂的日子里,这项限制被一路放宽到了2亿、3亿甚至5亿,最后干脆彻底取消了审批手续。本土劳动力人口的2/3受雇于效率低下的国企,福利远远高于外籍劳工,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少得可怜。耗资100亿美元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实验区在2006年投入运营,但在12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大量闲置单位尚未租出:除去石油外,沙特阿拉伯对海外资本没有任何吸引力。
2016年4月,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罕见地对美国媒体承认:2010~2014年,沙特政府平均每年的“无效开支”高达800亿美元,占到预算额度的25%以上。王储的首席经济顾问、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穆罕默德·阿尔—谢赫亲口承认,由于全球油价在2014年夏天之后重回“熊市”,沙特仅在2015年一年就损失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开支水平不做调整,国家财政可能在22个月内宣告破产。
王储和阿尔—谢赫最终抛出了他们的应对方案,那就是2016年4月底公布的“愿景2030”规划,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使制造业、旅游业、金融等非能源部门创造的收入达到与原油、天然气出口相当的水平。然而为了获得启动改革所需的初始资本,王储不得不再度求助于石油:从2016年起,沙特政府即反复宣称将把阿美公司不超过5%的股权(不包含采油部门)包装公开上市,募集的资金以及对其他行业进行私有化的所得将组成一支总额2万亿美元以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境外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以在能源收入之外每年为利雅得多创造1000亿美元的收入。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在全球油价依旧低于每桶60美元的背景下,资本市场的谨慎态度使得阿美的IPO计划至今尚未付诸落实,沙特政府对阿美公司的估值预期与外界的评估相差更是达到了3~5倍。石油以一种反向的方式显示了它的力量:任何强人都无法轻易驾驭它。
2016年3月29日,一群外籍建筑工人聚集在利雅得的沙特本·拉登集团分公司大楼内,要求结清拖欠的工资
墙内墙外
站在夜幕下的利雅得街头,任何人都不免感慨自己身处的竟是一个如此奇幻的国家。那些灯火辉煌的巨型单体建筑具有22世纪式的奇幻外观,但有效利用率极低的设计和巨大的空间浪费似乎又显示它们的主要用途只是炫耀。许多私家庄园一般的铺张宫殿,只有走近打量才会发现竟是一座大学,然而学生的数量又相当稀少、并且完全没有兴趣谈论和时局、社会有关的话题。每逢周末休息日,中老年人依旧遵循着传统的生活习俗,闭门在家;游乐场和公园则只对结伴出行的年轻夫妇和兄弟姐妹们开放。在这里,不存在“我”,只有“我们”——你必须首先从属于某个集体,或者是家族,或者是大型企业,或者是某所相对固定的清真寺。从尊贵的萨勒曼国王父子到普通的升斗小民,都必须依靠某种群体建立起一堵“保护墙”,随后才谈得上生活。
然而这道由特定群体构成的“墙”,又使整个国家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公共生活:这和我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动荡中东国家的所见所感毫无二致。事实上,沙特王国和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剧烈动荡的那些国家一样,都没能避免青年人口爆炸的压力:从1994到2002年,全国总人口由700万急剧增加到1700万,随后在12年里又翻了将近一番(包含移民和外籍常住人员),达到3000万以上的规模,并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继续增长。截止到2018年,有40%的沙特人年龄在15周岁以下,常住人口的五成是30周岁以下的青年男性,全国男子失业率即使按官方统计也超过12%(美国媒体给出的估计数是40%)。就业已经临近饱和的国有企业无法吸纳如此之多的剩余劳动力,私营企业则宁可雇佣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外籍劳工:后者不仅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逊于本国人,而且普遍比常年研习伊斯兰教法的沙特青年具备更强的专业技能。
在安置有穆罕默德陵寝的麦地那先知清真寺(Al-Masjid an-Nabawi),我静静观察着几位十多岁年纪、正在学习宗教典籍的本地少年。他们的谈吐举止依然流露着稚气,眼神认真而温驯。经过少年时代一以贯之的经法学习,他们会有机会进入少数几所精英大学的教法系,享受丰厚的国家津贴,最终在“穆塔瓦”或者乌里玛阶层中找到一份近乎终身的职业。然而这条路也意味着他们将永久性地和前沿科技、创造性产业以及外部世界绝缘:虽然对民众评判一项新发明、一种新现象正当与否恰恰是他们未来需要经常面对的场合。王储的改革计划试图引导这些年轻人走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用他们的学术和科研天分造福国家的未来;他也希望赤贫的底层沙特人能放弃他们对体力劳动的鄙夷态度,从可能离去的南亚劳工手里接过建筑安全帽、咖啡壶和烤肉架。但这项工程的难度,绝不低于将近一个世纪前伊本·沙特国王在沙漠中创造出一个新国家。
2018年春天的全球能源市场依旧未能恢复到4年前崩盘时的状态,油价在每桶50~60美元的区间徘徊不前。应当看到:2003年以后长达十余年的油价“牛市”,除去供给侧波动的刺激外,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带来的需求增长。但在2014年以后,亚洲各国经济先后进入结构调整期,短期内难于产生巨大需求;而美元恰好在此际启动新一轮升值周期,推动了海外游资向美国本土回流,进一步加大了沙特经济复兴的难度。在俄罗斯原油出口和美国页岩油产量双双出现增长的情况下,沙特的处境变得前所未有的微妙。与此同时,它还在进行那场完全消耗性的也门干涉战争,并继续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与伊朗做全面对抗。
2016年9月8日,麦加一间纪念品商店的店员向结束朝觐的国外穆斯林兜售纪念挂毯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的时间不多了。从2017年春天开始,他频频以王位继任者的身份去往世界各地,与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英国政府领导人以及政商精英做目的各异的会谈,希望自己的改革计划能获得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资源的襄助。但他可以依靠的本土精英为数着实有限:资产规模7920亿美元的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拥有1700名专门雇员,而利雅得当局用于管理近2000亿美元规模的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的专业人士只有130人,这还是在2016年一次性招募了近70名基金经理的结果。王储和他的左右手们依然在用原始的跟进即时热点、为资深投资银行家举办晚宴以及向各国政府部门征求意见等粗糙的办法寻找投资项目。与此同时,为了填补资金缺口,他还不得不将王室家族内部的矛盾公之于众,通过拘捕有资产外逃和贪腐嫌疑的30余名达官显贵、要求其放弃名下的部分资产来缓解改革可能带来的预算压力。
不仅如此,也门内战的持续扩大,正在使沙特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又一度暴露在遭受弹道导弹频繁袭击的危险之下。在两国交界的奈季兰、吉赞、阿西尔三省,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发射“飞毛腿”和OTR-21“原点”B型短程导弹攻击沙特军队的阵地和营房,其中2015年9月的一次成功袭击造成至少60人阵亡。2017年胡塞方面获得射程更远的“起义”和“火山”系列导弹后,更是将沙特首都利雅得、延布的炼油厂、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甚至阿布扎比纳入了攻击范围。2017年11月4日,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起义”1型导弹在进入沙特领空约800公里后,于命中其最终目标哈利德国王机场之前,被沙特皇家防空军的“爱国者”型导弹击落。《纽约时报》发起的一项独立研究认为,“爱国者”仅仅拦截了“起义”分离之后的推进段,弹头最终成功击中了机场附近的空旷地面,只是因威力有限而未造成伤亡。12月19日,另一枚来自胡塞武装的“火山”2H型导弹又飞向了正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的沙特国防部大楼,但未能击中目标。在那之后,沙特防空军紧急强化了对机场、油田设施和大型公共建筑的保卫措施。而据沙特国防部2017年4月公布的数字,在战事开始的前27个月里,“爱国者”已经完成了超过100次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任务。
然而时间毕竟已经重新开始。即使是在导弹袭击的阴影下,改革造成的积极影响也已经在年轻一代中生根。离开利雅得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在一家酒店的天台上看到了沙特之行期间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数百名年轻的男男女女身着得体的西式正装,热情洋溢地参加一场以“联谊”为名的晚餐会。在烛光和音乐的映衬下,他们热情地交谈、用咖啡和汽水碰杯,从中寻觅着自己潜在的未来伴侣。而在他们父母的青春时代,通过中间人介绍结成的婚姻双方甚至只有待婚礼结束之后才能见到对方的真实容貌。在他们之中,将会第一次孕育出沙特社会关于“我”之主体性的认识,并和石油财富一样最终改变这个传统却又年轻的国家。
(感谢穆光继、赵灵敏、周小康为本文提供的帮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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