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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汉武帝宝座。 他面对的不再是秦末战火蹂躏后的大地。 文景之治为大汉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约有3000万人口和完善的战争动员制度。 这时的刘彻，把目标对准了北方沙漠里的那只苍狼。 匈奴、秦朝以来频繁侵略边疆的游牧民族，以其强大的战斗力困扰着中原王朝的心灵。 汉朝初年的“白登之围”仍然震慑着汉朝的君臣。 如今，国富民强的大汉王朝终于开始解决这把悬在北方的剑了。
历史上关于战争的记载很多，像这首史诗一样，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在沙漠南、河西、漠北三次宏伟战役中一举摧毁了匈奴人的脊梁，从此成为“沙漠南无王庭”，匈奴人的牧马在荒凉的沙漠北方徘徊。 但是，无论是死是活，这场战斗都不会以一两场战斗结束。 三场战争消除了匈奴对中原的直接威胁，但要彻底铲除匈奴，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生存基础。 汉-匈战争至此进入了争夺国力的消耗战阶段。
战争行动，短时间内战斗的是军事力量，但一旦短时间内不能结束战争，交战双方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争夺国力的阶段。 汉和匈奴的消耗战，其实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消耗战，是生产力的战争。
游牧民族具有逐水草而居的特性，这种飘忽不定的生存方式使北方游牧民族能够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应对中原王朝的打击。 中原王朝的军队在荒凉的沙漠中徒劳地寻找匈奴的踪迹，寻找的时间越长粮食消耗越大。 汉朝高度发达的农业支撑着汉军远征千里，但战争的费用远远大于国家的生产，就连文景之治留下的巨大财富也无法支撑起如此巨大的消费。
战争就是后勤，古今中外无数的战争都印证了这个真理。 在科技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古典时期，通过低效的交通运输维持物流的物资消耗远大于作战行动。 宋代科学家沈括推导了当时军队的后勤效率，发现要维持7万战斗人员的后勤补给，需要出动30万后勤人员。 在交通更不发达的秦汉时期，北击匈奴的消费甚至达到“率领十多分钟一石”。 也就是说，如果不在路上消耗10多分钟的粮食，就不能把一石粮食送到前线。 这不包括天气和敌军袭击造成的损失。 可见工人远征对中原王朝的巨大损失，汉武帝在其晚期发表《罪己诏》，探讨自己穷兵黉武对国家的危害。
战争不仅给中原王朝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也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草原民族给人的印象是到处居住，每水草而居，吃着牛羊肉喝着羊奶酒的游牧民族。 但实际上游牧民族对经济损失的承受能力远远弱于农耕民族，这是游牧民族的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北方有句俗语“家财万贯，有毛不可数”，游牧民族的经济来源畜牧业具有脆弱易受自然状况干扰的特点。 大雪、大旱给游牧民族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就是所谓的“白灾”和“黑灾”。 与形象不同的是，家畜并不是游牧民族食谱中的一员。 家畜作为游牧民族的重要经济来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家畜对游牧民族来说就像银行的本金，家畜的产出是本金产生的利息。 移动缓慢，极度草场上的牲畜容易受到敌国军队的打击。 对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来说，无论遭遇多少天灾人祸，只要有土地留存，就能恢复。 但与游牧民族不同的是，牲畜大量死亡，需要大量时间和空间才能使游牧民族重新恢复经济，这几乎是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所不能接受的。 可见，历史上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南侵，除个别统一的游牧民族国家外，大部分是当时世界气候变化引起的南迁。 剧烈的天气变化加剧了草原自然条件的恶化，失去生存空间的游牧民族不得不大举南侵掠夺必需的生存物资。
与像风一样移动的游牧骑兵不同，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家畜移动缓慢，容易受到草场分布的影响。 对于寻找游牧骑兵无果的汉朝军队来说，这些移动缓慢的牲畜无疑是最高的攻击目标。 东汉时期，汉军沉重打击了匈奴的畜牧业，极大地破坏了匈奴的经济。 内忧外患的匈奴最终分裂为南北两方，南匈奴向汉朝投降。 北匈奴于公元91年在金微山被汉大将洞宪毁灭，匈奴彻底成为历史名词。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是单纯的武力竞争。 我们需要从深处挖掘其中的奥秘，而不是战争从表面出发。 正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项特殊的事业，(不管他涉及多么广泛的方面，即使一个民族的所有男性都能拿起武器参与这项事业，它仍然是一项特殊的事业)，它不同于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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