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伙伴玩家都不太清楚翟东升：平行时代轰鸣，中国如何主动“去美国化”？，那么今天解雕侠小编给大家带来一篇 相关的文章，希望大家看了之后能有所收获，最后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本文系《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地中国治理》一书自序，作者认为“美国全球化”已经结束，平行时代轰轰烈烈地到来。 未来30年的时代面貌取决于中国、美国以及一些“第三极”之间的多智能体博弈的均衡解。 观察者网被允许公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翟东升】
平行意味着2010年夏天以来，美国在科技、经贸、资本等各个领域加速与中国的“脱钩”进程，利益日益破裂，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逐渐分裂为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两个体系。
这两个系统之间的交互模式还有待构建和探索，一些周边国家试图同时保持与两个核心的往来，对此应该采取排他性政策还是足够的容忍度？ 是应该用相对收益和零和博弈来构想竞争，还是应该满足于自己绝对收益的最大化？ 双方竞争的重点是在工业和科技上，还是在军事和安全上？ 在两大体系之间壁垒分明的第三方将如何对待？ 这些塑造21世纪中期基本面貌的重大时代性问题的答案，既不取决于中国的美好愿望，也不取决于美国的独领风骚，而是取决于中国、美国以及一些重要的第三方多代理博弈后找到的均衡解。
序言部分系统地阐述我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认识。 为什么要勇敢地接受平行时代？ 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将走向何方？ 中国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
一.回到平行时代
从当今世界国力的对比来看，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两者和其他强国的差距正在拉大。 从具体国力指标来看，中美在诸多指标上各有所胜。
在许多指标上，中国已经超过或超过了美国。 例如，对于制造业的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总出口量、以该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区块数量、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中等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定义方式，学术界有很多争论。 我认为卡内基基金会2015年的研究暗示了家用汽车和具有类似生活水平的群体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 该定义方法巧妙地避免了货币购买力的国家间差异和年度间差异，具有很好的国际比较功能。 )、汽车年销量、智能手机产销量、互联网用户数、在线经济B2C市场规模、理工科大学生数、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能源与资源消耗、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等塑造新一代战争形态的武器装备、无人机
在一些指标上，美国仍然领先，中国紧随其后。 例如，GDP总量、互联网巨头数量和市值、在线经济B2B市场规模、独角兽企业数量、人工智能领域论文数量和技术水平、世界排名前一万的大学数量、高引用学者分布、博士生数量、高引用论文和国际专利数量、私营部门研发总支出、中央政府海军舰艇总吨位、航母和隐形战斗机数量、卫星导航系统等这些指标都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但其他国家已经与它们拉开了巨大差距。
白宫发言人：美国在各个层面与中国接触以强调竞争避免冲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然，也有指标表明美国在这方面排名第一，而中国还不到第二。 这些指标包括：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英国)、货币国际化份额(欧元、英镑、日元)、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法国)、国际舆论场的发言权(英国、俄罗斯)、核弹头数量)、飞机、高级机床和芯片等高技术
概括来说，在大国赛场上，欧盟、日本、俄罗斯等玩家只能以个别指标吃旧书，可见中国已经被世界许多观察者视为与美国同级别的全能运动员。 中国的领先指标主要集中在硬件上，美国的领先指标主要集中在软件上中国在规模上胜出，而美国在高质量领域仍然占优势中国在以增量追赶，而美国在库存见长的中美之间的经贸、科技脱节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指标，将来被美国收回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国落后于美国的许多指标，包括GDP总量、财政支出、军费支出和高科技投资，到2035年都有可能陆续赶上。
我们一贯希望出现多极化局面，但世界现实可能正在走向双中心格局。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但由于双中心结构的出现，原有的国内国际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2011年夏天，在一次国内学术会议上，我提醒大家：“‘美国全球化’已经结束，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一致批评。 2014年凤凰卫视一档电视节目，主张中国必须积极有节奏地“美国化”，再次经历“独领风骚”的场景。 2016年以后，由于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赞同我的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 现在，就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也在动摇他们的信心。 因为拜登政权上台后，也奉行与中国的“脱嵌”政策。
其实，稍微读一下世界历史，就会发现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潮流，是一场曲折运动，有进有退，与主导帝国的兴亡同在。 上次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到1914年之间。 当时是英帝国权力的鼎盛时期，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军的优势支撑着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和繁荣。 但是，那也是中国衰退和贫困化持续的时期。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这三十年是逆全球化的三十年，不仅世界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整个世界都经历了二战、第一次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
1945年至1979年可以称为“半球化”时代。 也就是说，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 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另一个是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方阵营体系。
1979年以后的30年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大，但东方阵营的体系在被前者吸收之前逐渐衰落，进入了美国的垄断时代。 这个过程可以称为“美国全球化”，或者整个世界的“美国化”。
过去的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但现在美国国内的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背离，导致了“美国全球化”的逆转。 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世界创造的财富增长主要来自华尔街、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机构。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集团成为了利益受损者。 例如：英美白人蓝领阶层： 30年来他们的名义收入没有怎么上升，但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却大幅上升，他们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失败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谋美国金融部门不受惩罚，反而通过量化宽松获得更多红利，引起了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 2016年，当白人蓝领以民主给自己的选票表示不满，准备改变命运时，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利的政治黑天鹅事件。 世界历史表明，贸易战只是全球化退潮时期的常见症状，其他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甚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因此很多人担心全球化的逆转不利于中国的崛起。 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型思维。 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中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全球经济体系的统计数据显示，开放本身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裕，开放度和人均GDP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性。
东亚发展道路上的开放，其主要价值在于有力促进各自国内的改革，而中国国内改革也往往要求“以开放促改革”。 全球化时代当然应该进行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是向美国及其盟国开放。 在时代易逝的今天，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而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新时代的开放是以我为中心、面向世界的开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任何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如果走过去的“美国全球化”道路，纳入美国权力塑造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实现吗？ 我觉得那是缘木求鱼。
在印度神话中，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梵高天神梦中的幻影，这个类比用来说明全球化和“美帝”体系非常贴切。 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做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梦，其他所有国家、企业、家庭、个人只是这个梦里的角色和场景。 在以美元信贷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国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区块的一切进步和努力都使得美元购买力更强，美元信贷创造无限，信贷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
美元存款有代价和限度，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无限的，与无限相比，更大的绝对值实际上接近零。 因此，只要该系统继续运行，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过美国。 这是由全球博弈的结构和分工机制决定的。
这就是二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不能超过美国的原因。 挑战者通常无法战胜占据系统中心的霸权国家。 因为它挑战的是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而不是霸权国自己的国民和国土。 不少人夸大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却不知道东亚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有天然的结构性缺陷和增长天花板，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美国全球化”给中华民族及其执政党带来的长期代价和政治安全风险。
我经常对信奉全球化的朋友们说，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获利，就像投资从高利率的庞氏骗局中获利一样。 你想要的是他付给你的利息，但他喜欢的是你的本金。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可以在短期内为追随者提供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从长远来看，它“消化”了周边追随者的异质文明，包括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 当时美国希望通过接触政策使中国和平发展，这种战略信心并非没有根据。
就像古罗马时代的制度一样，周边各国的精英以说拉丁语(英语)为荣，能够移居罗马(美国)一定是家人的梦想。 摆脱这个系统也非常困难。 因为大多数政府和领导人无法承受离开系统的风险和困难。 所以，只要保持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到2012年，融入美国体系才30年，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阶层就转移资产，转换国籍。如果连续随波逐流300年，汉字的存在就令人怀疑了。 社会的稳定自不必说。 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本人作为典型的国际化精英分享全球化时代的诸多好处，但内心却为民族的前途担忧。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开了机会之窗。 帝国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举债，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是亲自为“美帝”举债。 他以自杀式爆炸般的疯狂同时向全世界发难，用自负的食物制造不确定性，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利益，为了在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后退和反击。 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 借信用卡不还的话，你会得到红利，但长期代价会很高。
他的这种倒行逆施，就相当于为全世界观看《美国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尖锐的叫醒服务。 在这种刺激下，以美国为中心的拥挤格局正在迅速变化，大国竞争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两个平行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或者说“半球化时代”。 在两个平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独立超越美国是可能的，以我为主的全球化是机遇。 大礼不辞，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局部损失又能说是什么呢？
二.大国竞争新格局
“天命无常，只有德者居。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挟新教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之势崛起于大航海时代。 此后，西方世界包围并统治着大洋航线和广阔的殖民地市场，以此孕育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人均产量的历史性增长。 这是西方对世界的贡献，多亏了这种“德”，他们拥有三百年的全球帝国统治地位。 其中，前200年以伦敦为中心，后100年转移到北美华盛顿特区。 这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西汉、东汉或者北宋、南宋的关系。
但是，所有系统的熵都会增加，所有王朝都会衰老。 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工业化的福音，也是人道的灾难和巨大的代价。 是贩卖奴隶和鸦片、杀害北美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对印度次大陆的奴役和剥削、对欧洲大陆各国的离岸平衡、对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和狂轰滥炸。 在上升时期，帝国似乎不需要承担这些恶行的代价，但一旦进入帝国的末日，所有的恶果和报复力量就会合二为一，成为破坏帝国基干事业的大趋势。
霸权周期的余波，仍然震撼着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大国，它也将随着平行时代的到来，引起大国竞争的巨大变局。
罗马式同盟的拥挤格局和格拉斯思想的传统曾使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未能意识到与收益对等的风险——。 就像孟德斯鸠看到的罗马体系扩张领土、同化文明的不利之处，却看不到霸权杠杆背后通往修前底德陷阱的危险之路一样。
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曾与我探讨国际格局。 他强调美国比起单打独斗更依赖阵营力量，它不仅能调动本土3.4亿人的能力，还能调动世界各地盟国的整体资源。 我告诉他：“美国的同盟体系本质上是利用自己的战略信用对自己的国力进行杠杆化，杠杆化是有代价的。 如果你们不能兑现对一个盟国的安全承诺，就会失去对其他盟国的战略信用，一夜之间就会有很多人叛离。 这类似于金融投资机构杠杆化后被强制平仓的场景。
一群中小国家可以跟着你们，声势浩大。 这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很好，但是当对抗风险大幅上升，输赢莫测的时候，特别是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绝对战争风险进入人们的视野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相信你们“能涵盖”。 因此，很难期待你们为你们火中取栗。 因此，这个联盟体系的功能类似于给自己服用安慰剂和镇静剂，其作用是让美国受到虚假信仰的鼓舞，走向大国决斗的一大战略陷阱。 ”
而格拉斯思想传统在与康德思想传统的斗争中的短暂胜利——，从古希腊和古波斯的战争到20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冷战，西方国家都没有向制度改革迈进，无视人类文明史上存在的东西，而是与之抗衡
个人价值本位在政治上表现为选举政治和三权分立，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财产权和自由市场，重视自下而上自由选择的集体价值本位主张社会或国家应当看作一个生命有机体，个人应当服从整体需求，强调自上而下的规制、分配和动员。 前者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后者在战争和危机应对中占优势。
前者诉诸人性的贪婪趋利特质，通过势利导的市场分工和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和整体福利的提升； 后者诉诸人性的避险本能和集体主义认同意识，通过组织动员激发一个群体的最大战斗力。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对立曾表现为齐国与秦国之间的竞争。 齐国的管仲改革主张利用市场力量实现和平崛起，强调秦国的商鞅变法要以严惩法和耕战为本。 最终，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秦国统一了天下。
200年前，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英国以其坚不可摧的优势打开了世界各国的市场大门，并以此为基础吹响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 (关于市场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我的朋友文一教授已经做了非常充分和有说服力的论述。
第一次工业革命。 数据图
全球化幸运的美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体系，通过世贸组织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扩大和深化了全球开放市场。 同时，通过强势的美元政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培育，美国国内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这个市场对各类新奇昂贵的商品有很大的胃口，成为美国科技创新力量的源泉。 因为无论多么昂贵的新奇产品，都能在这个市场上找到足够数量的买家。
冷战中跟随美国的国家和跟随苏联的国家，搭上了科技创新的顺风车，但脱离两大阵营的国家相对贫困困难。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存在具有合理性。 各体系的中心与周边之间其实是共生的关系，周边会受到中心的某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而中心汲取的部分资源会转化为知识进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贸易、投资、技术援助等形式向周边地区进行反哺。
换句话说，周边国家之所以会和你一起去，是因为你能不断地带领它们提高生产力水平。 从这个角度看，决定系统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是能否提供持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 因为创新是高风险、高成本的，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之前就奢侈地谈论创新，就像要求少年儿童做成人的繁重工作一样，他们既不能取得成绩，也不利于身体的成长。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或者说西方可接受的国际分工中，全球研发类创新活动以前集中在美国、西北欧、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或准中心区域，周边国家负责中低端的生产环节。
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农村转移的青壮年劳动力得到了工作岗位，西方大部分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可以在办公楼里得到体面的工作。 在这种分工下，周边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高端人才，其实在国内是没用的，有些人为了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只能靠大量减少的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辛苦度日，或者像印度、俄罗斯的优秀科技人才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被西方
全球大国对整个体系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其科技和知识创新能力上，而且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大市场，在此基础上，整合了世界各地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形成了全球分工和共享机制。 所以，美国国内的大市场也成为美国外交力量的首要政策杠杆。 因为世界各国都期待通过继续向美国出口来获得美元这一全球货币。
当然，为了获得和保持这一地位，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从最大工业化国家变成了最大消费国，储蓄率大幅下降，贸易和财政的双重赤字加强，中部白人的就业和产业被牺牲了。
因此，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市场开始逐渐转向封闭，先是排除中国的TPP，然后是高关税政策，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阻碍了世贸组织机制的运行。 美国本来是世界开放市场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但现在变成了反对者和搅局者。
后冷战时期，从军费支出来看，美国一家的军费是后来五六个国家的军费之和。 中国紧随其后，但2020年军费支出从宽口径计算也仅为美国的40%。 需要说明的是，不仅仅是存量的绝对值比较，如果考察军费支出重心和增长趋势，我们也会得到很大不同的判断。
30多年来，美军的支出主要是维持在伊斯兰世界的漫长而徒劳的战争，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国竞争准备技术和装备。 也许是因为“将来会保全你的生命”，美军的采购系统似乎比民政部门腐败得多。 舰艇使用的咖啡壶单价在2000美元以上，后勤少将为了能从负责菲律宾港补给业务的承包商那里得到更多的雪茄和性贿赂，频繁且无意义地动员军舰。 虽然每年7000多亿的军费中确实有一些花在了装备开发上，但美国军事研发的焦点是如何在和平叛乱作战中尽量减少己方的伤亡。
众所周知，美军在1960-1972年的第二次越南战争中耻辱地败退，并不是因为任何战役都失败了，而是因为美军伤亡超过了美国人民愿意承担的限度，冒着远征风险失去了国内的政治基础。
在越南战争中士气低落的美国士兵。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因此，美军在外国征召的一线部队中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非美国军人，他们冒险服役的动机主要是获得美国国籍。 美军在阿富汗等地也有严重的消极避难行为，平时被困在巨大的堡垒里，付费向当地部落武装寻求保护。 这样的现象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后期军队蛮族化的过程。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是装备的竞争，重要的因素是人，包括将军和各级官兵的能力、士气和经验，也包括军队的组织模式、战略思想和后勤保障能力等。 美军在后冷战时期的30年间一直在战斗，经验丰富，人员、装备和后勤之间似乎相处得很好。
但我认为，以冷战后30年美军经历的六大技术优势对弱国、小国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在打仗，不如说是在打猎。 狩猎时，猎人几乎不需要担心猎物的逆杀能力，真的不能去。 但战争和狩猎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方可能比你有更长的战争史、更高的智能和更准确的枪法。 美军习惯了对弱国小国的侵略战争，这些经验在战争早期和战术层面可能有用，但也很可能在战略层面形成致命的误解。
从美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来看，未来美国军费增长严重缺乏空间。 二战以来，美国军费支出占联邦财政支出的比重持续萎缩，这与大众媒体主张的“美帝”过度扩张、穷军的说法相矛盾。
如果“美帝”真的扩张过度，体力耗尽，只有停止扩张，休养才能恢复精神。 但我的研究表明，“美帝”体力不足的原因并不是过度扩张，而是其“内脏”长了几个“毒瘤”，继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例的身体能量，挤压着维持“帝国”运行所需的资源
众所周知，生长在美国的“肿瘤”在华尔街的金融部门，钻进“美帝”的“大脑”。 由于金融泡沫和危机，美国联邦债务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数万亿美元。 然而，在美国，却长了一个鲜为人知但更致命的“肿瘤”。 那就是美国的医疗——医疗保险——医药系统。
如果说华尔街带来的祸害是脉冲性的泡沫和危机，那么美国的医疗—医疗保险—医药系统就像让美国陷入了慢性中毒。 在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该系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严重挤压了美国联邦政府为保持科技优势和世界强国而投入的财政资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公私两大部门在医疗、医疗保险和医药方面都花了这么多钱，但其产出却令人失望。 因为，美国的人均寿命在经合组织( OECD )国家中是最低的。 因此，在美国国内政治竞选捐赠的行业排行榜上，第一名正好是医疗、医药企业，第二名是华尔街，不足为奇。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这只是一种风格的切换，而不是转向。 他们进一步确认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企图结成全球反华同盟对付中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制裁将从“席卷广大地区”变成所谓的“小院高墙”，精准打击。
在一段时间内，日本、欧盟和印度似乎作出了回应。 这种态势让一些朋友感到恐慌，担心我们今后会在国际上被孤立，与世界市场隔绝。 但我认为，为大国竞争提供新的格局，让世界再次回到两个平行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是历史运行大势所趋，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内在需要。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擅长打压来自欧亚大陆的挑战者，法国、日耳曼、日本、俄罗斯等民族的兴衰故事构成了三百年来世界历史的主线。 西方世界也曾多次有机会削弱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但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1949年以后的中国，遇到了奇怪的机缘。 前30年学习了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后30年学习了美国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通过学习苏联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力量，贫弱的中国突然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与美、英、法、印、苏、越等地缘政治对手的军事冲突中取得胜利，其中一些战役成为世界战略史上的典型案例。 通过学习美国及其盟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最大贸易国、最大债权国和最大消费市场。
当然，由于这两个外部学习到的体制基因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排他性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30年的国内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在中庸之道上调和苏联和美国的“阴阳二气”，从而使苏联体制、美国
2001年，美国布什政府制定了遏制中国的战略计划，但911恐怖袭击事件转移了战略焦点。 2011年前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制定了相当高明的TPP和东亚回归政策，试图以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将中国赶出东亚供应链，但特朗普的突然胜利导致了TPP的失败。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反体制手段提出的RCEP、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后发制人。
特朗普突然登场的背景是美国中部白人中产阶级的愤怒和外部势力的技术支持。 如果上天不采取，反而会受到其谴责。 当前，面对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兼第一大消费国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已经失去了20年的战略机遇期。
商务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贸易大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在英美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是后来者，其对外经济政策最初以模仿亚洲邻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为主。 但自2013年以来，中国开始放弃这一发展模式中的重商主义因素，人民币汇率低估和低波动性政策悄然被均衡浮动汇率政策取代，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基本退出，外汇储备也不再增加。
外资进入金融业的负面清单逐渐清除，资本项目管制也逐渐放松。 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近10%回到2%的水平，也出现了季度性赤字。 上海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首次，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市场开放原则的新捍卫者。
从需求侧看，中国对国内进行了实质性的财富再分配，让穷人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一方面，很多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相关资本被破产清算；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最底层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了全面脱贫。 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富人，所以这种再分配非常有利于扩大国内总需求。 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今后一系列因素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 一是中国经济持续中速增长；二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其驱动因素是中国对美国更快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三、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进一步扩大； 四是电子商务向农村地区的进一步下沉和渗透。
这些因素都将使中国的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和欧盟的市场规模继续扩大。 在2035年到2050年间的某个阶段，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之和。 这样的预测听起来很夸张，但其实逻辑很简单。 消费市场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具有类似劳动力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将达到7亿多人，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同类人口规模之和。
由于中国培育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各个制造业领域逐步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积累，近年来我们的科技发明出现了井喷之势。 每年，中国人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超过美国，高引用论文和国际专利数量接近美国，深圳成为世界硬件创新中心，华为、阿里和国家电网等大企业位居世界创新企业前列。
华为在产业赛道的成功，发现他们突然来到无人区，不得不斥巨资进行最先进的基础科研，但这并不否认对初创欧美企业进行逆向工程和模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反而是后发企业逐步升级
新世纪以来的大学扩招政策也硕果累累。 每年470万左右的理工科毕业生规模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经济区块理工科毕业生总人数基本持平，而且我们大学的教育质量也在稳步提高。 如此巨大的年轻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的供应，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技术人员红利，有效提高中国可贸易产品(包括产品和部分服务)的设计质量、产品质量、用户体验，也将带来大批有品位、挑剔的中产消费者。
从各国工程师的横向比较来看，库存方面美国、欧盟、日本仍然占优势，但增量方面中国占优势； 在技术人员技能上，美国、欧盟、日本仍然占优势，但在数量上中国占优势。 后危机时代，我国互联网软硬件企业的快速发展，使许多中国顶尖人才不再需要远赴他乡流浪，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都能找到专业对口、报酬丰厚的工作岗位。 因此，近十多年来中国的专利和创新产品是大势所趋。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增加，平行竞争的战略机遇逐渐向中国倾斜。 大国竞争开始之际，中方没有同盟的杠杆，美方的杠杆率提高了，这是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联合不结盟”国际交往原则指引下，中朝“兄弟般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耳熟能详的双边关系应运而生，我们的“朋友圈”依然如故如果需要未来，关于“举债”的空间，我们比美国大得多。
而且，美国让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站在一起，却把日本和印度拉进了自己的身边。 这是美国在外交和大战略方面犯下的最大错误。 关于中国、美国、俄罗斯的三角关系，冷战期间的战略家们做了很多思考和论述。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战略三角关系中胜利的关键不是绝对的力量，而是“比较小的威胁”的结构性身份带来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过去50年来，美国许多战略思想家指出，未来不应出现美国一家同时对付中俄两家的被动局面。 然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却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傲慢和战略傲慢，迫使中国、俄罗斯这两个有宿怨的毗邻大国成为“背靠背”战略合作关系。
大战略史上有这样一个教训：傲慢的大国不是从冷静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出发，而是从自己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出发，最终酿成战略灾难，今天的美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对美国的国运来说，日本和印度的加入是有害无益的。 日本这个国家有着独特的忠诚度。 为了永远忠诚于最强大的国家，2035年以后，随着中美国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很可能成为诱发“美帝”体系“去杠杆化”的重要变量。 印度的战略传统来源于谋略经典——科迪里耶笔下的《政事论》，其中的重要理念是利用他国之间的矛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双方谋利益。
因此，印度的精英们这样概括他们的对外政策。 和印度打交道就像剥洋葱，层层剥下去会充满希望，感动得流泪，但剥到最后也没什么。 根据金融常识，未来美方面临巨大的反转风险。 由于举债成本高昂，时间越长，盟友向美国收取的“利息”就越多。 当其他国家有意向盟国系统的弱者施加压力，或者充分利用盟国之间的矛盾时，美国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从盟国那里得到的好处。
《尚书》有云：“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 “民所欲，天必出其所。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天命思想”精炼地说明了人心向背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 一国之内如此，国际社会也是如此。 因为全球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对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舞台和全球地缘格局产生广泛的影响。 平行时代，拉着几个小跟班发威的国家就只有跳梁小丑，赢得世界人心的国家才能在这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自强不息，以斗争求和平
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是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全方位竞争，我们需要坚定信心、换位思考、以“邻为鉴”。
首先，如果平行竞争的时代持续30年，前15年要积极增强参加竞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接下来的15年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给对方的生存留有余地。
曾经，中国社会有一些没有自信的人。 这一方面受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崇美、恐美言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或许也与我们“多年不成兄”不无关系。 中华民族的主体人口，死于自明之后，已经有三百多年没有掌舵天下了。
1911年清帝退位后，中华大地陷入事实上的割据状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恢复了初步的统一和主权，但并没有成为独立阵营的中心，而是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往往只能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听从别人的方向。 由于漫长的边缘状态，这个国家的许多精英缺乏华夏祖先们所表现出的那种自信和视野。
如今，中华民族又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物质和能力基础。 现在不好的是与之相符的自信、视野和内心。 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年所说的“心灵的力量”。 所以，到2035年，当我们从表面上看到中国仍然处于相对劣势时，我们应该拿出勇气努力应对竞争和风险。
我认为，在竞争初期不太需要政策创新和战略上的另辟蹊径，应该充分借鉴美国、苏联的经验教训。 只是我们的规模比它们大，质量比它们高，速度比它们快，(为了后发优势)失误比他们少。 正如我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一书第一章中所详述的，在过去500年的大国权力更迭过程中，存在着创新与扩散的辩证法。
新一代领导国家在取代前代霸主时，基本上先掌握后者创新的核心内容，但可以以5至10倍的规模压倒或边缘化对手。 中华民族在科技和文明创新等人类历史进步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取得主导大国地位之后，水到渠成。
在竞争的后期，我们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保持不骄不躁的大国精神。 因为我预计，到2035年前后，中国的相对国力将经历加速爆发的过程，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在内政、外交、经济、货币等各个方面都将经历连锁“去杠杆化”阶段。 如果事态真的这样发展，我们就有必要再次高呼“太平洋足够辽阔”的口号，展示我们的胸怀和格局。
历史上，明帝国初期，明成祖曾铲除元朝残余鞑靼(阿鲁台部)等地，破坏北方草原势力均衡，为瓦剌部落崛起扫清障碍，为后来的长期战略困境和明帝国最终流亡埋下伏笔。 我们要深刻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我们要追求的世界政治格局，是“掌握在我手中”的大国均衡与共生关系，不是与所有其他人为敌的丛林状态，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改造其他国家，更不是打败对方时的醉翁之气。
第二，我们需要改变对货币和财富的认识，尽快摆脱贪婪短视的重商主义。
什么是钱？ 只有从根本上逻辑明确这个问题，一个体系的主导国家才能有合适的顶层设计，实现以我为中心、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两大循环。 在1971年之前，钱是贵金属，但贵金属的生产成本很昂贵。 因此，在贵金属以货币为本位的时代，债权人对债务人有约束性的权力。
中新社：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双重循环的中国新发展格局”分论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1971年黄金被非货币化后，黄金来源成为大国以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相对地位发生了逆转。 在没有锚货币的时代，本币债务不是问题，反而是向其他国家征税的重要渠道。 穷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富国的债务率越来越高，但后者不受债权国的任何约束，关键是定价货币是债务人自己的货币。
欠别人的，你赚的钱一定是某个主体的债务。 除非债务人想增加债务，否则整个世界都赚不到钱，所以最后的债务人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 一个系统主导型大国的成功是将其他民族的政府、企业、个人积累的财富和未来的希望兑换成该大国发行的信用货币，将他人的命运与自己联系起来。
到1971年金本位和金银复本位的时代，国家储备了很多金银，具有政策价值，但金银的价值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在1971年以后的无锚货币时代，用本国年轻人的劳动和生命(时间)，用本土的资源和环境，换取他国零成本无限创造的货币，这不是贪婪，而是愚蠢。 因为积累了他国的主权信用，积累得越多，就越成为他国的附庸，甚至殖民地。
如果中国是个小国，必须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为了方便储备美欧国债是有合理性的。 但作为被美国确认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继续大规模储备美国国债是非理性行为。
外汇储备不是黄金储备，不是肌肉，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自己血脉不畅引起的水肿。 我在多个场合呼吁，中国应该换位思考，将手中的外汇储备归零或转为贵金属储备，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债务人。 当然，我们债务的定价货币应该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欧元和黄金。
贫困对人的伤害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贫困带来的痛苦。第二次是心理匮乏、恐惧导致的行为扭曲。 虽然有些人非理性存钱会给自己带来风险，但很多国家在初步发展后，民间体型普遍发胖，其实是曾经的贫困感带来的第二次伤害。 就个人而言，国家也一样。 陷入重商主义财富的错觉，把存钱作为发展经济的目标，是这种曾经的匮乏感给国家带来的二次伤害的主要体现。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以本币计价的适度财政赤字，如果我们愿意放弃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只要我们摆脱重商主义贪婪给我们带来的制约，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就会扩大数倍。 如何使用这种不断扩大的市场力量？ 我认为应该意识到通过像RCEP这样的多边协定，把尽可能多的非美经济块纳入以我为主的贸易和投资轨道，让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尽可能向我们的高科技商品和资本开放。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开放通常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我们重点发展哪个领域都要努力获得这个领域的全球市场准入权，但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中，这意味着我们将积极或被动地放弃比较小的可贸易品生产。
考虑到中国规模巨大、人口快速老龄化的特殊国情，考虑到国际承诺“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高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我们迟早会放弃许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排放密集型产业
如果我们违背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不仅会浪费巨大的财政资源和机会成本，还会截断自己的道路。 你和走的国家不能从你的关系中受益，即使出于政治或安全原因需要留在你的系统里，也不能消费高科技产品和服务。 因为你不想留下生意。
一些朋友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市场原理缺乏了解，认为只要中国企业家以朴素的感情付出足够的努力，只要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足够好，就可以吃掉高中低端产业，把它们全部留在中国。 这种思考就像你以为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把自己的头发往上拽，你就能当场飞翔。
毕竟，中西方两个平行市场体系之间的竞争是，哪个体系的整体市场规模更大，哪个体系的内部分工更充分，哪个体系的科技进步更快。 两个系统之间的竞争，不是两个领头的哥哥之间的一对一的决斗，而是两个队伍之间的队伍对抗赛。 喜爱个人技能的小牛队球星们，尽管自己整个赛季都非常辛苦和出色，但所在球队最终没能夺冠，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球队竞争的含义，不知道球队的打法。
中国必须把引领整个系统技术进步的产业和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让购买我们高科技产品的国家去做剩下的部分。 当然，对于中低端的制造业，我们不是置之不理，而是通过“主权在人，统治权在我”的海外产业新城，把它们布局在世界各地，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让我们的朋友多一些，我们的外部市场
最后，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大于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的健康稳定。 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中国国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方面要吸取别国教训，在治理中克服国内矛盾和结构性缺陷。
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缺陷非常多，我国学术界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 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一种是美国特殊的种族结构，他们自称民族大熔炉，其实是种族的“沙拉板”，各组成部分只是用财富和意识形态的“色拉酱”搅拌，并不真正“融化”。
我认为将来真正导致美国社会分裂的不是黑人群体，而是拉丁裔群体。 因为后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宗教，成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群体。 美国两党各自的大侠基础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差异：共和党支持者几乎都是白人，民主党内的有色人种唱主角。
二是美国金融、医疗等利益集团对美国公共政策的绑架和对联邦财政的吸血，导致了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和贫富分化的加剧。
第三，美国两党通过共和党背后的科赫兄弟、民主党背后的索罗斯等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网络，分别被一些大金主掌握，这些人的操作和博弈大大降低了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质量和政策输出水平
四是历史高位的贫富分化，网络媒体取代大众媒体的历史进程，使得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盛行，大众相信美国社会的精英在进行各种阴谋、剥削自己，因此两党之间的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民粹派、布什、切尼、麦康奈尔等代表的共和党建设派、桑德斯等领导的民主党民粹派、拜登和希拉里等代表的民主党建设派。
很多人习惯了韬光养晦。 这个策略在20世纪末很有必要性，但事到如今，如果你相信自己画的地牢，消极防守岁月静，平安无事，那就是自以为是，单边主义，过于刻舟求剑。 我更主张软硬兼施、攻守兼备，放开手脚硬要以他施。 因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斗争寻求和平，才能有持久和体面的和平。
作为本文件的序言，应作补充介绍。 本书正文内容来源于2020年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期间与我观看视频的合作栏《政经启翟》。 栏通过40期视频节目向广大网友讲述了我多年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思想。 我的学生魏子龙初步整理了节目的文字资料，王雪莹制作了本书的数据图表； 东方出版社经济编辑部团队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书稿进行了反复推敲，在此一并致谢。
《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作者：翟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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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就是翟东升：平行时代轰鸣，中国如何主动“去美国化”？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能给广大手游玩家玩家们带来一些帮助，更多关于的内容，尽在解雕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