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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题：红色星火的人民力量——大别山走出两支红军队伍的历史启示
新华社记者宋振远、徐海波、孙少龙、王若辰
长江水漾，巍然耸立大别山。
绵延近400公里的大别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驻地。 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这里重建了红二十五军，这里重组了红二十八军。 参加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中，有两支来自这里。
这是红色的沃土。 从一九二三年冬天党组织成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二十六年来大别山区党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绝，革命红旗不倒。 几十万大别山儿女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向日葵正逢阳光：孤军长征一路驶向党中央
在漫长的征途中，红军主力部队后发先出，最先到达陕北。
更令人惊叹的是，与其他主力部队不同，这支部队不仅人数不减，而且成功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立下了特殊功绩。
这支部队是“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
1934年11月16日，在大别山区红安县重建的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中央指令从何家出发开始长征。 十个月来，辗转九千里，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封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率先到达陕北，成为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
“共产党人跟我来！ ”血战中，二十五军政委吴焕红首先拿起大刀，一马当先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 这个角色，红二十五军的数百名士兵牺牲了。 这叫声，至今仍是聋子。
长征高歌猛进，吴焕在抢占制高点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我28岁。
这些被称为“娃娃军”的年轻战士，是以怎样的精神走上长征路的，是如何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洒满热血、磨炼成钢的……
1935年冬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但部队温饱不足，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 毛泽东亲自给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写了一封借条，希望他能借2500元大洋给中央，解决中央红军的温饱问题。
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余款也不过7000元大洋，徐海东却大摇大摆，命令自己的部队只剩下2000元大洋，剩下的都送到中央去。 红二十五军节服缩食，度过了陕北的第一个冬天。
毛泽东多年来一直记得这件事，说红二十五军“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位于红安县七里坪镇河滩上，一座高16米的纪念碑巍然耸立。 纪念碑正面是徐前元帅亲笔题写的碑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
1931年11月7日，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的红四方面军宣布在七里坪成立。
由于全国形势和红军所处环境的变化，党中央决定两个主力军北上，建立四川陕西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正式踏上长征路。
在漫长的道路上，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等主要将领要一边同围城封锁的敌人血战，一边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 吃草根，嚼皮带，过草坪。 红四方面军历经重重困难，肩上的红旗，一刻也没有落下。
党岭山，高5000多米。 有的士兵在暴风雪中冻僵失去了意识，有的士兵被大风吹到山谷里牺牲。 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不得不叫醒冻僵的红军战士，遇到冻死的人，含泪就地掩埋。
雪地里，冻僵却挺直的手臂引起了吴先恩的注意。 他走上前去，用力打碎了这个士兵紧紧攥着的拳头，党员证和银币突然出现在眼前。
打开党员证，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人刘志海，1933年2月入党”。
这位红军战士，牺牲前想着党，想着革命，想着出自己最后的党费。 这种对党的忠诚，就像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一样，引领红军官兵在长征路上接力前行。
“哪个向日葵不向着太阳，哪个穷人不向着共产党？ 不管白匪怎么胡闹，都会烧了我的房子抢我的粮食。 拿不动红心，脑袋划破血流不投降！ ”红军战士走过的长征路上，一首歌至今仍在唱。
唤起工农：“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小黄安，人人都是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这条红安大街小巷的革命歌谣，是当年红安儿女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的真实写照。
92年前，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浩等领导大别山区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首先举起义旗，奔赴黄安县城。 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鸟枪、铮铮等原始武器参加起义，第一次把革命的旗帜插在黄安县城。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 黄安县后来也改名为红安县，成为共和国唯一一个以“红”命名的县。
近三十年来，大别山始终红旗不倒，火种不断。 党组织工作从来没有间断，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从来没有间断，革命根据地建设工作从来没有间断。
大别山人民发扬“要革命，不要钱、不要房子、不要命”的“一而三”和“图而不要名、不要利”的“不成图”精神，几十万子弟前赴后继。
大别山区至今仍流传着“弃儿救红军”的英雄故事。 1928年5月的一个傍晚，开国上将王树声被敌人追赶到麻城县西张店村，逃进了平民周家姆的家里。 敌人发誓说抓不住王树的声音“血洗西张店”。 周家姆站起来说：“王树的声音藏在我家。 ”。
周家姆让长子王政道换上王树声的衣服，被敌人束缚着。 王树声脱离了危险，但王政道牺牲了。 悲痛欲绝的周家姆又把另外三个儿子陆续送入红军队。
几年后，当了红军师长的王树声回家看望，扑通一声跪在周家姆面前，热泪盈眶地说。 “干娘，你不仅是我的干娘，还是我们红军的干娘。 有你这样的母亲，我们红军不断出生，不断壮大。 ”
正因为有周家姆这样无数人民的支持，红军日益壮大，不断取得胜利。 出发时总兵力只有2980多人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兵力达到3400多人，这不包括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74师等部队。
红军所到之处，挥别土豪，瓜分田地，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被民间奉为子弟兵，称为“菩萨兵”。 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纷纷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给红军，交给共产党。
今年81岁的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开国上将陈再道1987年接受他采访时，曾深刻地讲述了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
陈再道率领部队准备踏上若尔盖草原时，周边的人们听到消息纷纷赶来：“这是死亡之地。 死了一个人”。 陈再岛率兵访问周边村庄，询问百姓。
“弓着腰”、“慢慢走”、“保持距离”、“拿着棍子探路”……老百姓献出“亲身经历”，送来了很多竹竿、棍子、干粮。 最终，依靠这些“避险妙计”，整个小组都通过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同样，在民众的帮助下，陈再道将军治好了许多官兵的伤病，率部三度过雪山草地，努力北上红二方面军，为长征胜利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血浓于水。 人民军队，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支持。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红军同人民群众结下生死情谊，克服困难，发展壮大，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光荣壮烈的远征。
艰难困苦：十四万英烈写红色史诗
戴雪舫、戴先伯、戴先诚、戴先治、戴克敏、戴华堂……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长长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用姓氏笔画密密麻麻地写着14万个名字。 其中可以看到很多兄弟、亲子、叔侄，甚至还有姐妹和母女。
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戴明，21岁时参与黄麻起义领导，后创立柴山堡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26岁时为革命牺牲。 有家眷忠烈，14口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英勇献身，2人病逝单位，只有戴觉敏妹妹。
这样的革命家庭，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还有很多。
在红四方面军的序列中，有数据显示，曾经每3名红军士兵中就有1人是红安人，每4名牺牲的红军英烈中就有1人是红安籍。
有某种精神，令人感动。
大别山区，仅红安县就有14万人参加革命英勇献身，其中登记的烈士22552人，许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 他们的英魂溶于红旗，溶于党徽，溶于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民族精神。
家家有烈士，家家有红军，到处埋着忠骨，岭上都是纪念碑。 这片红色的大地，被烈士的鲜血染红，被英雄儿女的丹心塑造。
面对黑色的死亡，大别山的孩子们没有退缩。 红旗在这里立上树，扎上根，就没有倒下。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调集分散在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 “鄂豫皖根据地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丢。 大别山红旗不能倒！ ”为了革命，吴焱老师的家被土豪劣绅血洗，幸存的母女俩把乞讨来的几十斤大米和十几个鸡蛋送到红军部队后，相继去世。
破家破产救国难。
这些革命烈士大多是无法在父母面前尽孝，但决不是被压迫求解放的人民的孝子； 他们无暇为革命牺牲最后一个儿女，面向中国光明的未来，用我的鲜血推荐轩辕，为后人开启和平。
“妈妈说红军到了，我们要拥护红军。 我问了妈妈。 你为什么要拥护红军？ 母亲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
“姐姐缝布袋，绣红军护四个字，挂在墙上，每天抓一把米，积少成多。 我打算给红军吃”
——这是20世纪30年代红安县七里坪镇列宁小学语文文本中的两个词。
“不占大便宜”“生意公平”“借的东西还”“坏了东西就赔”“不打人不骂人”“不破坏庄稼”……
——这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这首歌是随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一个人唱了万人传》。
这些文本和歌谣唱出了“长征密码”，标志着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密码——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靠人民。 光靠这一点，哪儿也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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