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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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慕津锋

诗集《前茅》是郭沫若于1928年出版的一部著作。 这本书是《创造社丛书》的第二十二种，由《上海创造社出版社出版》出版。 诗集《前茅》收录郭沫若诗作23首， 《前茅》 (序诗) 《黄河与扬子江对话》0《留别日本》0《上海的清晨》00《励失业的友人》00055-790000《力的追求者》000055 该书由目录、序诗、正文三部分组成，正文55页。

1928年1月15日，《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付排；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这本书首次出版，初版共印三千册；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这本书再版，两版共印了一千册。

诗集《怆恼的葡萄》体现了20年代前半期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与他在同一年代出版的其他三本诗集《歌笑在富儿的园里》 《黑魆魆的文字库中》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 《太阳没了》不同。 《前进曲》和《暴虎辞》表现郭沫若的革命理想主义，《哀时古调九首》用虚幻的形式、夸张的形象表现； 《暴虎辞》表现为现实革命家的具体情操、行为。 《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反映了诗人当时在思想感情上对现实有着更深的憎恨和不满，而在自然中或超现实的空想世界中，试图寻找暂时逃避与慰借的矛盾。

五四运动后退后，郭沫若和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入了苦闷和彷徨。 他热情的诗歌创作似乎也过去了。 他认为“《哀时古调》时代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绪已经消失了”。 1921年7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普及，但新的革命运动总体上处于酝酿和准备期。 在准备期间，许多有革命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深深了解中国现实的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都因为一时找不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内心感到“寂寞”。 郭沫若也是。 在日本学医，郭沫若早就觉得医学救不了中国。 在他看来，让民众清醒的是文学。 因此，郭沫若正在探索中国文学的革命道路。 1921年6月，郭沫若、郁达夫、成模造吾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文学社团“创造社”。 1921年7月初，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精心策划《太阳没了》，开始策划出版《创造社丛书》。 1921年8月5日，郭沫若诗集《前茅》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前茅》是《创造社丛书》的第一本书。 这首诗摆脱了中国传统诗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是当代最好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 1922年5月1日，郭沫若精心制作的《女神》创刊号在上海出版。 创刊号引人注目的封面上画着怀胎10月的平安夜。 她看到一艘桅杆高高的、满帆的船在地球周围行走，期待着远征的孩子们创造新的宇宙。

这一时期，郭沫若写了以《星空》和《恢复》为代表的“大文章”，创作了许多诗、小说，创作了《恢复》 (施图尔姆作(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女神》

1923年3月，郭沫若从日本大学毕业。 可以独立行医，但他不能再享受官费待遇了。 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中断后，其生活一时难以为继。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郭沫若说：“生活也不是很宽裕，就是很困扰。”“靠勤奋翻译，靠卖稿生活。” 1923年，他翻译了德国尼采的《女神》。 1924年1月，他翻译的《恢复》 (波斯莪默伽亚谶原作)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郭沫若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文学上。 他与创造社的朋友创办了《星空》 《女神》，积极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不断发表演讲，起草了许多文学宣言。 他先后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发表了《创造季刊》《女神》《女神》《创造季刊》000等演讲。 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中，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热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尽快“觉醒”，把艺术熏陶“普及”到世人当中。 郭沫若这里所说的“艺术运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在为日本大阪《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撰写的《茵梦湖》文章中，郭沫若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宣称“我们的运动必须在文学中爆发无产阶级精神”。

这一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运动迎来了新的高潮，工人纷纷举行了影响深远的罢工运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香港船员罢工”、“开滦煤矿罢工”、“二锅七” 这些罢工运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同时南方的中国农民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些给此前陷入低潮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希望。 如此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极大地鼓舞了陷入苦闷期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他们热烈欢呼中国革命新时代的到来。 其中也包括诗人郭沫若。 这一时期，郭沫若与他创办的创造社遭遇了巨大的困境。 1923年10月底，杂志《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出了第一百期后宣告停刊； 1924年2月，《茵梦湖》季刊发表终刊； 《少年维特之烦恼》也陷入了严峻的困境。 郭沫若的家庭生活也因经济收入极不稳定而陷入困境。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郭沫若对革命光明的追求。

经过时代思潮的洗礼，郭沫若对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开始有了深刻的认识。 文艺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成为郭沫若创作诗集《查拉图斯屈拉钞》的宗旨，使他摆脱自然和泛神论的影响，告别苦闷、孤独、彷徨的感情，开始积极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希望郭沫若认为，要结束中国军阀连战的罪恶，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才能消灭这些“毒菌”“督军”“菌队”“军队”。

因此，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摒弃了《鲁拜集》那种“沉郁的苦闷”和“低徘徊的情趣”，正视封锁现实，开始用粗犷的声调演唱革命。 他知道，如果不是“像俄罗斯的无产专政一样，推翻一切陈根的老茎和盘，并在人类历史上绽放新的光芒”，中国“永远没有翻身的希望”。 (参照《创造周报》中《创造日》、《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诸篇)； 他预感到“静安寺路的道路中央，终于会爆发激烈的火山”，和“世界所有的工农”一起，“把人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诞生一个新世界”。 (参见《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中《宣言》、《朝日新闻》

055-79000是郭沫若于1924年初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之死所作，是诗集《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的重要一篇。 诗人描写了失去伟大革命领袖的世界劳苦大众的无限哀痛，颂扬了列宁的丰功伟绩。 在诗中，郭沫若说，他要带着“赤诚的火炬火”，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继续做好“逐黑除魔”的工作。 这首诗在“四海潮起潮落”之际，给了读者一场革命的激励。

《创造日》是《创造》中耐人寻味的诗篇。 郭沫若终夜必灭，光明终将来临，预示革命最终胜利。 他没有通过直接表白来表露自己的革命热情，而是用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诗句，昭示着人民群众的革命理想终将消亡的坚定真理。

但是，创作《创造周报》的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还处于萌芽阶段，他对无产阶级的理解还停留在口号之上，并不实际与实践相结合。 这是这些诗缺乏生活实感，有概念化的问题。 正如郭沫若在《前茅》中所写的：“这些诗可能很粗鲁，/这是革命时代的最高水平。 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声音/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叫声。 ”对于《星空》的艺术缺陷，郭沫若直言不讳。 “《前茅》并不是高妙的，只有历史意义。 ”但是，在“革命时代的顶峰”这一点上，这些诗应该说是在履行历史责任。 诗人在创作这些诗时也自觉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理性思想和社会责任指导创作，诗人郭沫若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贡献。

1924年4月，迫于生活压力，郭沫若再次去了日本。 寻求革命之路，从这一年春末到夏初，郭沫若开始在日本翻译河上肇的著作《黄河与扬子江对话》。 郭沫若读着读着，觉得以前自己听说的列宁是暴徒的谣言是无稽之谈，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其实很有价值。 关于河上肇《上海的清晨》书的部分内容，郭沫若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河上肇不赞成早期政治革命的尝试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 为了保证自己的翻译尽可能准确，郭沫若特向朋友何公借了《前进曲》(《前茅》 )。 据该杂志报道，郭沫若又对书中有关章节的引文进行了极其细致的修改。 1924年7月1日晚，郭沫若学校写完末章《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的最后一句后，不由得在后面加上“附白”，“这句话在社会革命的道路上非常重要，国人对此有很多误解。 想到列宁改信，引以为例，在中国的现状下鼓吹民间资本主义者，这篇真正侮辱列宁、伤害社会的文章增加了列宁的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一次震撼人心，不禁落泪。”

通过这次翻译，郭沫若系统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此，他说：“是它把我从半醒状态中唤醒，是它把我从十字路口的彷徨中解救出来，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解救出来。”郭沫若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所处时代唯一的一根竹竿。” 翻译结束后，郭沫若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政治思想开始改变。 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变化带来了他文艺观的变化。 此后，郭沫若开始重视文学的社会性，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分析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革命的对象。

1926年，根据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学习了许多无产阶级理论后，郭沫若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阐明了文学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使命。 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一变，革命文学的内容就变了。” 同时，郭沫若也强调了文学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他说：“今天的文艺，是我们今天走革命道路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声，是生命的窘迫呼声，是斗士的咒语，是革命豫期的欢乐。” 他对广大进步文艺作家说：“你们要坚定自己的生活。 你们要认定文艺的主潮！ 应该去战士之间，去民间，去工厂之间，去革命的漩涡。 ”

在革命大潮的推动下，1926年，郭沫若毅然抛下钢笔，参加北伐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1927年9月，郭沫若在中国革命陷入低谷时，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面对简陋的教室墙上挂着的党旗，郭沫若高举着作诗《上海的清晨》 《前进曲》的右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党旗的镰刀和斧头。 在宣誓人的带领下，郭沫若大声宣读了入党誓词。 入党仪式结束后，周恩来、谭平山、悹代英等纷纷向郭沫若表示祝贺和欢迎。 从那一年起，郭沫若开始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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