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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变
作者：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资料来源： 《国际政治科学》 2019年第四期； 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摘要】国际关系学界对两极体系的理解绝大多数来源于美苏冷战这一案例，现有的理论无法有效解释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中空中两极战略相互作用的多样性。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美两极化趋势的暴露，两极体系理论需求的紧迫性与现有知识的贫乏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本文综合运用演化博弈和案例分析方法，探索两极体系下两个超级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规律。 博弈模型表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战略竞争存在内在的自我“制动”机制，当竞争成本与竞争目标价值之比足够高时，该“制动”机制就会发挥作用，促使竞争双方尊重彼此的利益边界，降低双方的对抗度。 相反，战略竞争将继续或升级。 案例分析表明，一些具体因素会影响战略竞争的成本。 价值比不断变化，现实世界的两极竞争过程千差万别，但这些演化过程遵循着本模型揭示的演化机制。 当今时代战略竞争的成本比历史更大|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 这决定了中美竞争注定是“缓和”而不是“战斗”。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两极体系下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竞争将遵循什么路径，是持续对抗，还是对抗升级，是否存在决定两极战略竞争走向的内在规律
(一)经验困惑
国际关系学界对两极体系已有的理解，压倒性地来源于美苏冷战这一案例。 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现有理论认为，美苏冷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实力分布的两极格局。 肯尼斯华尔兹( Kenneth N.Waltz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序言中写道：“冷战植根于两极体系，只有在该体系崩溃时冷战才能结束。 ”。 换句话说，正是苏联解体导致的两极格局的结束才令人心寒。|战争的结束只要两极格局继续存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危机就会继续发生。 但实际上，在苏联解体的1990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表示：“冷战结束了。 ”。 此外，当戈尔巴乔夫决定大规模裁军和东欧转型时，冷战被认为已经结束。 按照这种看法，两极格局并不是冷战的充分条件，冷战可以在两极格局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结束。 无论如何定义冷战结束的时间节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竞争最终演变成1|更合作的关系，这是历史事实。 两极结构没有改变，为什么两极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呢
读者可能会说，之所以会有这种混乱，要么是因为我们参照的是结构现实主义，要么是因为美苏冷战很特殊。 但是，一旦摆脱结构现实主义的窠臼和美苏冷战的孤例，我们对两极体系的认识只会更加迷茫。 关于实力分布与和平稳定的关系，均衡理论和霸权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 均衡理论内部，两极结构是否真的有利于维和，同样众说纷纭。 回顾历史上其他两极体系，有时两极战争频繁且规模不断升级，有时像罗马和迦太基，有时像宋和辽可以保持一个多世纪的长久和平，有时两极关系可以由激烈的斗争演化为相对的和平，有时虽然体系结构相同，但系统流程和结果千差万别。 很明显，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同时解释这两种两极体系。 但我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和机制决定了两极体系下两极战略交流的方向
(二)现实关切
|在理论界对两极体系过程还没有真正清晰的认识之际，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美苏两极的结束，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议题的研究迅速沉寂下来。
|但是，不够的学习终究需要补充。 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持续，中美两国定义的新两极体系正在显现。 这次格局变化将使中美两国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是21世纪上半叶整个国际政治的最核心关切。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挑战，我们可以利用的理论工具仍然是|&； #039； 很远&； #039； 来自20世纪。 我们最经常借鉴的历史经验不过是美苏冷战这个孤独的例子。
受美苏两极历史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战略竞争”中生根发芽|当前中美关系、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成为战略界的主流看法。 “战略竞争”一词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一对成员有相对稳定的对手，二是彼此感知对方的敌意和威胁，三是彼此对未来的冲突互动有共同的期待。 关于“战略竞争”的确切定义，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但是，区别于国家之间一般战略交往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处于战略竞争的国家以一定程度的繁荣发展为代价，掠夺对方的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美国可以从相对收益上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遏制中国发展，也可以看作中美两国进入战略竞争的一个标志。
那么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如何不断升级，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有机会摆脱恶战？ 为了切实回答实现缓和与合作的这些预测性问题，必须发展和更新两极体系理论。
(三)两点说明
1 .为什么研究问题局限于两极结构
除了上述现实相关性之外，之所以设定这一前提，是因为理论上大国在两极体系中的战略竞争缓和难度大于多极体系。 现有研究表明，在同时面临多个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国家会根据对手威胁的大小和相对实力差距进行战略调整，并向次要竞争对手让步，以集中资源应对最迫切威胁的竞争对手。 导致大国战略竞争结束的原因中，除自身战败和实力下降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的竞争对手和威胁的出现。 根据“两极体系”的定义，对于定义两极的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对方以外的国家不会对自己构成实质性威胁，这两个国家不会为了应对更大或新的威胁而缓和彼此的关系。 如果排除第三方干涉，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作用很可能会相互冲突，并锁定在持续对抗的恶劣轨道上。 但是，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只要有缓和两国竞争的机制，更一般意义上的两极关系就不存在注定要“一战”、“冷战”的宿命。
2."大国"是指
大国战略竞争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对“大国”( greatpower )进行明确界定。 一种常见的对“大国”的理解是，它分为可以构成体系一极的“超级大国”和“次等大国”。 另一种做法是狭义地理解“大国”，只指成为体系一极的国家。 本文采用第二种定义，“大国”仅指可以成为体系一极的超级大国。 在本文中，“大国”、“超级大国”、“极”三个术语不加区分地混用，是指同一种类的国家。 除“大国”以外的国家，尽管其规模和实力有所不同，但在本|文中都统称为“小国”。
(四)研究方法和理论发现
本文综合运用形式模型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 在形式方面，本文借鉴进化主义路径中广泛使用的非对称雕鸽博弈，建立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进化模型，计算不同情况下的进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strategy，ESS )，进而实现复制者行为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可以研究的两极体系数量有限，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样本统计和定性比较分析，且各案例的历史背景差异较大，无法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受控案例间比较，因此本文采用了顺序访谈法该方法既可用于实际访谈，也可用于案例分析。 其核心思想是直接从任意案例入手，寻找该案例反映的因果关系，选择与前一个案例相似的另一个案例，直到考察的内容和结果开始重复，看是否有新的事实发现。 这样，就可以获得对所研究问题的比较完整的认识。 ( )
本文的模型分析表明，只要竞争成本与竞争目标价值之比足够高，无论目标占有者在竞争中获胜的概率有多高，该摄像头策略(如果是占有者则强硬对抗，如果是争夺者则退让)都可以成为游戏的进化稳定策略。 占有方获胜的概率越高，该策略成为进化稳定策略的门槛越低。 这意味着，大国战略竞争存在内在的自我“刹车”机制，如果成本|比足够高，这个“刹车”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让竞争双方尊重彼此现有的权力范围，降低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度。 案例分析先后考察五个两极案例，空间东西跨，时间涵盖上古、中古、现代。 结果表明，诸多具体因素影响战略竞争的成本与价值比不断变化，使得实际两极世界的大国战略竞争过程千差万别，而不同的演化过程遵循上述模型揭示的演化机制。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除总部之外，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与两极战略竞争相关的现有知识； 第三部分构建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缓解大国战略竞争的条件； 第四部分依次采用访谈法考察两极体系案例，验证现实世界中两极战略竞争过程是否遵循本博弈模型所呈现的演化规律。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现有知识的不足
为了更好地厘清“两极体系中大国战略竞争的发展规律”问题上的|已知与未知的界限|，本部分简要回顾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现有认识。
(一)两极战略竞争
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中美战略竞争来说，权力转移理论似乎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天然框架。 但必须注意的是，权力转移的模式本质上是复杂曲折的大国战略较量和双方为这场大战做准备的高度简化。 在权力转移模式中，其可能发生的系统性战争(霸权战争)一次性地、决定性地确定霸权的归属。 但问题是，现实世界中往往不存在这样的大决战，崛起国与霸权国可以长期共存，两国也可能频繁发生有限的战争，但谁也不能获得决定性的优势。 在崛起国和霸权国长期共存的情况下，两国交往的过程和趋势如何，权力转移理论能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有限。
与权力转移学派不同，均衡理论对两极体系的研究是以承认实力相近的两个大国可以长期共存为前提的。 两极体系研究的核心议题是两极结构是否比其他类型的国际结构稳定，相关探讨构成了有关两极体系现有知识|知识的主干。 尽管如此，两极结构对两极的战略关系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
首先，两极稳定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指向什么，学术界的认识曾经很混乱。 “极”既可以指体系中的一级大国，也可以指同盟集团。 对“两极”( bipolarity，两个超级大国)和“两团化”(|)|(bpolarization，两个联盟集团)的区分缺乏清醒的自觉，经常混淆使用。 对“稳定”也有同样多的理解，指的是不发生战争和世界大战、决定系统无政府性和体系结构的“极点”数不变、系统构成人员不被其他构成人员吞并而独立的。 其次，根据狭义的、与本文议题一致的定义，两极结构本身能否决定两极的安全状态，学术界仍存在|分歧。 有的坚持两极有利于维和，有的对此表示怀疑，有的认为两极结构没有特殊性，不是和平的需要和充分条件。 总之，仅仅从系统性两极格局的状态出发，还不足以理解这一格局中两极的战略竞争过程。
(二)战略竞争推进机制：观念还是物质
|建构主义认为，决定国际政治结果和国家行为的根本因素是主导性的|地位观念结构。 观念是主体在互动实践中建构的，因此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主导观念结构发生变化时，国家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基于这一理论认识，建构主义关注并主张可以解释国家交流的过程和体系的变化。 从建构主义看，国家身份、联盟、军事技术甚至特定武器具有社会建构属性，因而具体层面的冲突也受观念因素支配； 作为战略竞争最主要诱发因素的领土争端也同样可能来源于社会建构。 主流建构主义对体系变化的认识，存在着清晰的目的论和进步主义历史观，基于这一认识，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似乎可以通过长期的交流来逐步消除和缓和敌对和竞争观念。
但问题是，观念是否真的是一切战略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已有学者从社会建构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战略竞争的产生原理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化中的社会证据启发( social proof heuristic )和认知失衡的减少( dissonance reduction )是国际竞争的产生和延续但同时该理论也指出，国际体系中位居实力序列前列的大国面临的社会化压力低于其他类型国家，大国与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驱动机制是物质层面的合理计算。 ())是
退一步说，即使假设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同样主要由观念因素驱动，建构主义的乐观预期也不能令人放心。 首先，对建构主义体系变迁的理论解释本身存在缺陷、其进步理论预期与许多经验事实相悖。 例如，中国春秋时代近乎摇滚的大国交往模式没有使康德文化进化，而是退化为反|战国时代残酷可怕的霍布斯文化。 实际上，正如建构主义学者自己所承认的，建构主义实际上只是指出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可能的，并不认为变化是容易的。 相反，由于社会建构具有不断复制、训练、监督( discipline )社会实践的能力，一旦某种观念成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国际政治变化就变得非常困难。 ( )
第二，观念也可能导致冲突，社会交往也可能构建和固化敌对文化。 根据理查德雷沃( Richard NedLebow )的国际政治文化理论，引起国家冲突和战争的首要因素是荣誉和地位这一非物质动机。 根据塞缪尔巴尔金的现实建构主义理论，在现实生存理念下，社会交往与观念建构机制构建政治冲突，引导国家行为走向现实主义逻辑。 本莫尔( Ben D.Mor )的研究表明，早期冲突事件与国家安全观念的部分结合，会使国家产生长期的威胁感，导致竞争迅速陷入僵局，从而导致观念和现实的自我强化，使信念、行为、结果陷入强烈的恶性循环。 总之，不能从观念和社会建构的角度准确判断大国战略竞争的过程和趋势。
(三)战略竞争过程：是不断升级，还是逐步缓解
由于对宏观理论忽视国家交往过程，尤其是负面交往过程的不满，从20|19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专门研究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 rivalry )。
这一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战略竞争的过程是什么样的，随时|之间持续竞争关系的固化、冲突水平的上升或竞争结束的可能性的缓和或增加
大多数学者都有前者的论点。 加里戈茨( Gary Goertz )和保罗迪哈)指出，如果国家之间形成持续的竞争，平均持续时间将超过40年。 在持续性竞争中，冲突和对抗水平并不随时间增加或降低，而是维持大致水平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几乎不受国家主观干预的影响。
|两位学者称该模型为间断均衡模型( punctuated equilibriummodel )。 布兰登瓦莱里亚诺( Brandon Valeriano )认为，引发战略竞争的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采用所谓的“权力政治战略”( power politics strategies )应对竞争对手的威胁，从而引发相互冲突使用这些战略，这些国家将被锁定为竞争关系，除非这些国家停止使用这些权力政治战略，否则竞争将不可避免地消除。 () )为
更悲观的观点认为，一旦战略竞争形成，其冲突程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最终将爆发战争。 该演化模型被称为“火山模型”( volcanomodel )。 保罗亨泽尔( Paul R.Hensel )认为，战略竞争的冲突水平随|时间逐渐增加。 与对方冲突的历史越久，他们的竞争关系就越容易被锁定，未来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迈克尔麦金尼斯( MichaelMcGinnis )和约翰威廉姆斯( John Wiliams )认为，在竞争中.信仰体系和官僚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硬，竞争行为越来越难以消除。
大卫德雷尔( David R.Dreyer )指出，当战略竞争涉及多个议题时，争论议题的累积将加强竞争双方对“敌人”的认识，同时增加与竞争相关的整体利益，停止和弱化竞争变得越来越困难( )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战略竞争的冲突水平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固化或升级。 克劳迪奥乔菲-雷贝拉( Claudio Cioff-Revilla )的实证分析表明，战略竞争的结束概率是时间的j型函数，战略竞争结束的可能性随时间增加。 斯科特贝内特( D.Scott Bennett )也发现，战略竞争中存在“正向持续时间依赖”( positive duration dependence )，战略竞争的持续时间越长，其终结的可能性越高。 贝内特本人也对这一发现感到困惑，认为该规律需要理论解释。
虽然学者们对战略竞争进程趋势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在如何改变现有竞争状态问题上存在共识。 学者们认为，改变或停止战略竞争，需要依靠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戈兹迪赫认为，持久的竞争非常稳定，需要引入某种巨大的外部冲击，如世界大战、领土变更、国际实力分布变化、内战、民族独立等，以打破这种冲突反复出现的稳定模式。 詹姆斯莱西( JamesLacey )也倾向于从结构上理解战略竞争的演变过程，认为大国的战略竞争来源于某种重大的系统性冲击。 只要体系中没有出现新的更危险的威胁，或者原有的竞争中的任何一方没有完全消失，战略竞争关系就会被锁定并加强。 约阿希姆伦齐哈( Joachim K.Rennstich )认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强度取决于战略竞争所处时代的经济特征，当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外部网络联系、贸易和制造的国际相互依存度较高时，战略竞争成本较大，战略相反，竞争频率和烈度较高。 ())是
必须承认，外部环境确实对国家战略竞争设定了具体的客观制约条件，重大外部事件也确实会冲击国家间的交流进程。 但同时也应注意|在外部环境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国家间战略竞争的走势仍将发生显著的波动和转折。 这暗示着可能存在影响竞争过程的内在机制。 另外，在无政府系统中，形成系统环境、给予冲击的最大力量是定义国际结构的“极”，如果说系统内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极”和“极”之间是和平(合作)还是战争(冲突)，那么。
三.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模式
(一)理论准备1 )战略竞争的直接目标是权力的物质载体
构建大国战略竞争模型需要确定大国竞争的支付函数，为此必须明确大国战略竞争的目标，即大国为了什么而竞争。 传统观点认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动机和核心原因是土地。 事实上，包括大国战略竞争在内的几乎所有国际争端和战争都是受土地空间因素的驱动或直接相关。 但也有学者指出，地位是战略竞争的重要动机，不仅是土地和以土地为媒介的物质利益，也是大国同样追求地位这一无法完全还原为物质的象征因素。 迈克尔克拉里西( MichaelP.Colaresi )等学者为此将战略竞争分为(空间竞争)和位置竞争( positional rivalries )两大类，前者主要竞争
|领土不是大国竞争的全部，地位有时也是更重要的竞争目标，但地位和荣誉等象征性利益终究需要通过权力的空间范围(土地)来体现。 这是由权力的基本内涵决定的。 权力是关系型的概念，是让别人做本来不想做的事的能力。 权力赋予的支配地位只体现在|被控制、被影响之间的关系中。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否有权力，地位高低都没有关系。 由于人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空间(土地)，一国地位高低在国际政治中的直接体现之一就是其影响和可控的空间范围大小。 因此，即使是位置竞争，冲突的直接原因也往往是对土地的争夺。 实际上，土地除了资源和战略位置等物质价值外，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象征价值。 位置竞争必须在区域范围(如全球、区域、分区域(全球等) )内进行分类，才能正确分析和理解。 ( ) )为
|简而言之，战略竞争包括空间竞争和位置竞争，位置竞争也离不开空间的争夺。 因此，大国的战略竞争往往同时混合着地位和空间两种动机。 必须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位置竞争的具体空间形式不断变化，而不变的是空间的争夺。 古代大国争夺更多的是领土本身。 近代大国将拥有更多的殖民地，作为获得和证明自身权力地位的重要手段。 二战后美苏冷战争夺的焦点是双方在全球的势力范围。 寒冷的|战后，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重返亚太”，美国保持自身霸权地位的动机都没有反映在地缘空间中。 即使是现在看起来最不在意地缘政治利益的特朗普政权，也从未放松过对南海和台湾等的军事关注。 总之，土地作为权力最基本的物质载体，是战略竞争的基础性目标。
另外，空间的争夺决定了战略竞争强度的上限。 统计研究表明，没有引发战争的战略竞争不涉及领土争端。 换言之，领土争端是战略竞争引发战争的必要条件。 不仅如此，领土问题容易导致争端升级、军备竞赛和容易引发对抗性军事同盟生成涉及领土争端的战略竞争，比只涉及其他争端的战略竞争持续时间长，难以解决。 将竞争目标限定于土地争夺是理论研究必须聚焦于最敏感、现实影响最严重的问题的原意。
(二)理论准备2 )战略竞争是有成本的
任何战略竞争都是在相互作用中进行的。 换言之，竞争双方都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对方的利益，都知道对方会根据自己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反应。 也就是说，对竞争对手的攻击性策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手的反制，这种反制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攻击者增加成本。 现实主义主张国家应尽量对外扩张以确保自身生存。 但实际上，对外扩张|会导致别国的抵制和平衡，由此带来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扩张的收益。 事实上，以进攻性战略谋求系统性霸权，是将为数不多的极具潜力、争权夺利的大国推向亡国边缘的途径之一。 国家地缘政治竞争的计算机模拟研究表明，贪婪的武力攻击和征服策略通常无法获得预期的回报。 )
维持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更大规模常备军，购买或制造军备，包括要想在不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的情况下长期保持竞争和对抗状态，就必须继续关注对方的情报、计划和其他政策制定。 此外，持续的战略竞争必须承担明显的机会成本，包括失去与竞争对手及其盟国的贸易和其他合作机会。 不仅军事成本和经济成本，政治成本也将在战略竞争中发挥更重要的“刹车”作用。 国际竞争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双重博弈( two-level game )，竞争国家的国内政治对国际竞争有重要影响。 显然，战略竞争的物质成本越高，国内观众对未来战略竞争的支持度越低，继续战略竞争的政治成本越高。 实证研究表明，战略竞争中暴力的使用程度与冲突后和平的持续时间成正比。 即使战略竞争升级为无限战争，双方也只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对方。这种情况仍然要受到双方可用总资源有限的根本物质条件的制约。
总之，在战略竞争过程中采取攻击性、对抗性策略，有助于竞争者在特定情况下占主导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和代价。 相反，选择防御性或退让性策略可能会将竞争优势拱手相让，但也因此避免了相应的成本，更有可能在竞争中坚持更久。 如下一个演化模型所示，高对抗性战略竞争需要高昂的成本，是大国战略竞争不持续升级、不保持高强度对抗的根本原因。
(三)进化博弈模型
进化主义道路对战略竞争的理解主要基于两种认识。 一是现实世界的决策者都是有限理性，受认知能力、情感、信息、组织流程等因素的影响，行为体的决策并不完全基于正确的理性计算。 二是决策者在多次互动中主动或被动反复试验，系统筛选“遗传”下适应性强的策略，“淘汰”非适应性策略。 积极尝试错误主要指决策者的学习。 通过学习，竞争双方可以逐渐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断修正自己的战略选择。 被动的尝试性错误包括|国内政治压力和国家自身兴衰两种机制。 错误的、代价高昂的战略选择会|引起巨大的国内反对力量，导致国家自身的覆灭，逆向选择相对正确的战略选择。 基于这两点认识和前面两点的理论准备，本节建立了进化主义路径中广泛使用的非对称鹰鸽博弈模型.两极体系下的大国战略竞争|竞争的模型如下。
假设A国和b国是两极体系的两个“极”，两国围绕土地支配权展开了战略竞争。 每次竞争，a国要么先于b国行动，要么已经控制着争夺的土地。 此时，A国是否会被作为该土地所有者的b国抢先，此时A国是该土地的入侵者。
此外，假设每次竞争中a国是所有者和入侵者的概率相等，b国也是如此，两国都知道彼此的作用。 两国理论上都有四种选择，无论自己是所有者还是入侵者，都选择对抗到底( HH )； 如果自己是所有者的话|对抗到最后，如果是入侵者的话退避( HD )； 如果自己是所有者，则选择让，如果是入侵者，则选择迎战到底( DH )； 无论自己是所有者还是入侵者，都选择退避( DD )。 如果双方选择退让，双方各有一半的概率获得该土地。 如果一方选择对抗到最后，另一方选择退避，前者将获得该土地。 当双方选择战斗到最后的时候，战争爆发了，胜者将得到那块土地，但双方都要承受战争的成本。 所有者获胜的概率为0(001 )，该土地对a国的价值为V(V0)，| A国的战争成本为c ) C0 )。 竞争中a国的支付矩阵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根据情况计算该游戏的进化稳定策略。 进化稳定策略|策略的基本含义是该策略比其他策略具有更高的适应性，从而阻止其他变异策略的入侵，行为体继续稳定地选择该策略。 f(I，j )表示遇到战略j时战略I的支付值，根据定义，对于所有的战略j ( j=1，2……n.jI ) ( f ) I，I ) f ) j，I ) ) 根据这个基准和表1的支付值，可以计算出不同情况下大国战略竞争博弈的ESS (参照表2 )。
如表2所示，无论所有者获胜的概率0的值是多少，只要y的值足够大|(1-g )，HD就可以成为游戏的ESS (参照表2的粗体内容)。 这意味着|如果战争的成本相对于争夺的土地价值足够高，在多次长期的交流中，大国将通过不断的积极或被动的尝试，一味地放弃强硬的HH策略，转而选择这种相机策略。 (如果是所有者则强硬，如果是入侵者则退避)。 如果双方选择HD战略，客观结果是双方都尊重对方现有的权力范围，双方关系将由战争和激烈的对抗转向和平与稳定。 不仅如此，0的值越大，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在战争中获胜的概率越高，HD变为ESS的阈值就越低，为1-0。 相反，当的值足够小时( 0)。 时.文0； 或y1-0 ) )，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成本相对足够低，两国总是选择强硬的攻击战略，不存在其他更有吸引力的替代战略。 ( )
战略竞争从持续的对抗和战争到相互尊重权力范围的演变过程可以用复制者的动态模型来刻画。 复制器动态模型的中心思想是，如果某个战略的适应值大于所有战略的平均适应值，那么下一次继续使用该战略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会减少。 设某一轮( t，)大国的四种策略HH、HD、DH和DD的概率分布为) x。y。 2瓦。下一轮( t，1 )大国选择HH策略的概率x，=F。 ( HH )，其中f . ( HH )是t轮HH战略的预期效用，f。 为了f公期待这个游戏的平均效果，f公。=r，F。 ( HH ) yo乘f。 ( HD ) x。 F。 ( DH )| w。 F。 ( DD )。 其他战略也一样。 因为w。=1-x。 一y。 (一) )。 因此，给定初始状态下的HH、HD和DH这3个策略的概率( x，y，)，可以计算之后的每一个循环的4个策略的概率，也就是4个策略的使用频率的进化过程。
在此考虑到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所有者获胜概率高。 01情况下大国战略竞争演化的轨迹。 分别取0=0.75、C=1、V=和0=0.75、C=1、V=1，分别考察1-0句0和节0这两种具体情况。
随机生成20组( x，y，x )的值，作为这两种情况下HH、HD、DH这3个策略的初始概率。 我们关心的是大国战略竞争能否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从战争频发走向和平稳定，取随机生成的初始x值0.5。
用Sigmaplot14.0进行模拟的结果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初期状态下大国使用战争和强硬对策( HH )的概率x很高，经过一定时间的进化，战略分布概率也会收敛到均衡点( 0，1，0 )，也就是说双方最终都倾向于选择HD战略。 () )为
图1
根据上述演化模型，大国战略竞争存在内在的自我“制动”机制，当争夺目标的成本和价值足够高时，该“制动”机制就会发挥作用，降低大国的军事对抗度，使竞争双方尊重彼此现有的权力范围。 对于战略竞争条件下的大国决策者来说，很难提前准确判断双方军事冲突成本与争夺目标价值的比率，因此，实际的大国战略竞争过程有时会偏离理论模型的预测，但在多次博弈过程中，战争相对成本这一制约条件始终存在
上述模型证实了一个基本观点，即与竞争有关的利润越大，越容易陷入冲突。 对于两极体制下的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影响争夺的土地价值，除了土地所蕴藏的物质资源外，还包括土地归属所反映的权力地位。 很明显，更多土地(国家)归属的大国享有更高的权力地位。 为了获得更高的权力地位，大国有时需要与小国结盟提供安全保障，以这种利益交换方式换取小国的依赖和追随。 为了维护自身声誉和战略信誉，大国有可能卷入小国盟友与另一个大国较量。 孤立起来看，一个小国的阵营归属(乃至该国拥有的物质资源)本身的价值可能有限，但如果对该国的争端影响到后来对他国的争端，该国争端的价值就会显著提高。 从这个角度看，联盟参与问题是一个土地纠纷提升大国价值，使大国竞争向冲突对抗方向转移的重要原因。 ( )
战略竞争的成本包括许多方面。 其中最直观的影响因素是地理距离的远近。 争夺的目标离自己越远，为了争夺而花费的资源就越多，为了争夺这个目标而发动战争的概率就越低，战争的持续时间就越短，反之概率就越高，持续时间就越长。 当然，对抗期的长短本身也会影响竞争成本。 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竞争对双方物质资源的消耗越大，双方物质资源总量更有可能出现对各自战略决策的刚性约束效应，同时国内观众对竞争的负面情绪也会对决策者产生压力，使决策者放弃或缓和对抗。 另外，竞争对手争夺的土地管理程度也直接影响争夺成本。 争夺的土地是对方自己的领土，是对方的政治附属国，还是只存在军事援助义务的同盟国，还是只是友好的伙伴，很明显，由于对方想为保护这片土地投入的资源不同，为这片土地而争夺的成本也不同。
这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真正两极世界中大国战略竞争过程的多样性。 但是，正如本节的模型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不同的竞争过程中存在着内在规律，在下一部分中将对其进行实证验证。
四.两极体系案例分析
本部分采用序贯访谈法对几个两极体系的案例进行考察，验证实际世界中两极战略的竞争过程是否遵循本理论部分揭示的演化规律。
(一)晋与楚
|晋、楚两国的竞争是春秋时代大国争霸的核心和焦点，晋、楚两国的历史构成了春秋史的中坚力量。 从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到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弁兵会的80多年间，国际体系基本处于晋、滇两极格局之下。 春秋时代大国竞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夺体系霸权。 因此，晋、楚两国都想把尽可能多的小国纳入自己的领导范围，两国也因此频繁地陷入冲突和战争。
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叛楚国投晋，引起楚国不满。 公元前633年冬天，楚王亲自征服，率领郑、陈、蔡、许等军队包围宋朝，宋朝向晋求助。 晋老师对晋文公说先轸。 “报告救了患者，取威定霸，就是现在！ ”另一位医者狐偃又为晋文公提供了具体的救宋策略。 “楚得曹氏而昏厥于卫，伐曹氏、卫氏则楚必救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弁兵会的决议本身就是当时晋、楚、齐、秦氏等大国权位的直接体现。 这次会议达成的规定是，除齐、秦两国境外外，其他国家必须同时对晋、楚两国作出朝贡。 与会各国对此没有异议，这反映了当时各国晋、楚两国享有超越他国权力地位的共识，即“晋、楚狎主诸侯联合也由来已久”。 那是齐、宋免矣。 “”并没有直接与楚国交战，而是攻击楚国的属国，强迫楚国自救。 对于晋之举，楚曰：“请复卫侯封曹伯。 这样楚国也就解放了宋朝的周围。 ”。 晋国为了让曹卫两国成为盟友，决定暗中承诺曹卫复兴，争取两国的皈依。 晋国这一策略既能维护宋国的保护，又能笼络曹、卫两国，但同时也存在晋、楚两国很可能因此直接开战的明显风险。 最终在狐偃等人的劝说下，晋文公接受了这一风险，决心与楚开战。 ( ) )为
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开战。 历史上被称为“城濮之战”。 结果楚军大败，之后晋文公在刚土开会，晋文公成为诸侯的盟主。 城濮之战的原因是晋、滇两国对小国的归属之争，晋在决策过程中权衡了战争的收益和成本，最终对预期收益的追求超过了成本的考虑。 晋文公在这场战争中成功成为诸侯霸主，这又反过来激励晋国及其对手楚国在未来的战略竞争中更频繁地使用强硬扩张( HH )战略。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城濮之战中，晋国保卫宋国的方法是“围魏救赵”，通过积极攻击楚国的属国曹、卫来达到保卫宋国的目的。 晋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而不是单纯地直接保卫宋朝，曹卫两国不仅与晋相近，春秋时期实施攻击的难度相对较低，单纯的防御和威慑难以有效地保卫小国免遭侵犯，这也是当时国家间频繁征兵的重要原因
除宋国外，地处晋、楚两国之间的郑国是晋楚两国竞争的另一个焦点，郑国也始终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为了使郑国彻底臣服楚国，起兵包围了郑国。 晋国闻讯起兵救郑。 但是晋军刚到黄河北岸就得到消息，郑国已经和楚国讲和了，楚军用卑鄙的驻军封锁了黄河渡口。 这时，晋军内部对是否继续出兵救郑与楚的斗争产生了分歧。 中军佐先全力以赴参军，说：“与其我失去霸权，不如死。” 然后，当了教师出来，听到敌人的强大就退却了，也不是丈夫。 “”在此带领下，晋军决心与楚国开战，最终两国在郊外开战。 史称“邵之战”。 结果楚军大胜，郑、许等国赴滇。 ())是
接二连三的战争没有给晋楚双方带来实质性的打击，双方都很难取得对对方的压倒性优势但同时自身资源严重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晋主动提出与楚讲和。 公元前579年，在宋大夫华元的外交斡旋下，晋、楚两国在宋西门外首次举行了张兵会，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同盟条约。 盟约明确地说：“都是晋、楚不参与戎，好恶相同。 同样规定，如果细菌危重，准备救治凶险患者”。 如果楚国是有害的，荆伐之； 晋如楚亦之……有渝之盟，明神诛之。 &； #039； 晋楚两国能够就军队问题达成共识并缔结盟约，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成本已经促使两国考虑转变交流方式，从代价高昂的相互征伐( HH )转向停止战争、维持现状( HD )。 但此时高清战略还没有真正成为ESS，双方的交互模式再次重演。 公元前575年，郑国再次背叛晋国投楚，并出兵入侵晋国属国宋国。 于是他出兵讨郑。 |郑国马上向楚国求助。 楚曾经违背了第一次辩兵会的誓言，犹豫着是否要拯救郑国。 司马子反力主救郑。 ”郑急忙告诉我。 如果不救，就没有赵来者。 “”考虑到战略信誉和未来楚国在国际社会的号召力，楚共王决定背叛兵盟，亲征救郑。 那年夏天，晋、楚双方军队在鄢陵交战，结果楚军大败。 征伐利益总是让晋、楚选择HH战略，但战争成本的累积客观上使这一战略难以为继。 据统计，晋、楚两国从城濮之战到第二次辩兵会之间发生了20多次大小战争和军事冲突。 长期频繁的战争给各国带来巨大压力，郑、宋等晋楚两国争议小国饱受战争之害。 “人民享受不到土地的利益，夫妻辛辛苦苦地走到绝境，结局深不可测。 “”(民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夫人愁苦不堪，不知如何自保。 )。 在这种情况下，制止战争成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 晋大夫韩宣子认为：“兵、民之残也，财之蟹，小国之大畜也。” 或者说不可以，但我一定保证。 傅许、楚许之，召诸侯，我失盟主。 &； #039； 当时是否带兵，关系着民心向背和霸权的得失。
与此同时，晋国国内办公室的权力日益衰微。 卿大夫势力日益膨胀，国内权力争夺日益尖锐，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争夺对外霸权，所谓晋不能御楚，也顾不上郑。 楚国面临着吴越来越崛起的巨大威胁。 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两国意识到继续与对方对抗的成本超过了自己的收益，最终两国都接受了宋朝执政至戌的建议，再次就兵达成协议。 公元前546年夏，晋、楚、齐、秦、鲁、宋、郑等14个大小诸侯国在宋国召开规模空前的诸侯国际会议，共商晋楚兵。 史称“第二次弁兵会”。
在这次会议上，楚在两国兵和同盟的基础上，提出了“请晋、楚之交友”的更为激进的建议。 也就是说，晋属国今后也要去楚国，楚国属国也要去晋国朝觐。 这个提案的实质是晋、楚两国都对全体小国拥有领导权，不再区分哪个小国是晋的属国，哪个小国是楚的属国。 最终两国达成一致，除齐、秦两国国外，其他国家必须两面朝觐。 两面朝礼|增加了晋、楚两个大国合作的利益。 也就是说，增加了背叛彼此重新开始征伐的成本。 在战争成本不断增加的根本制约下，晋、楚两国最终放弃了相互武力扩张的交流模式，从此到春秋末，晋、楚两国在中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 )是
(二)罗马和迦太基
根据晋楚的案例，在成本足够高的情况下，两极的战略竞争将从激烈的武力争夺|(hh )转向尊重彼此势力范围|(hh )。 很快就会引起的问题是，如果成本还没有高到制约大国决策的程度，那么最初HH战略盛行的战略竞争是如何演变的？ 考察第二种情况——罗马和迦太基的战略竞争。
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迦太基一直是西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272年，罗马共和国完成了对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但并没有就此停止扩张的步伐。 罗马的崛起和扩张不可避免地与迦太基展开战略竞争。 公元前264年，双方为争夺西西里岛北端的梅西纳( Messina )的控制权而发生冲突。 当时罗马的战略中心还在意大利，但他意识到如果放弃对墨西拿的争夺，这个意大利和西西里之间的桥头堡就属于迦太基。 同时，对于引发与迦太基的战争，罗马人并不感到特别恐惧。 实际上，两国正面交锋时，两国都处于鼎盛时期，实力基本相当，没有因为扩张而面临过物质资源方面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战争两国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迦太基的战争成本比这更高。 罗马海军获得制海权后，迦太基难以继续对西西里迦太基城市征税，西西里雇佣军无法及时获得军费发生了剧变。 相比之下，罗马的大部分军事支出由西西里东部的同盟国叙拉古( Syracuse )承担，由于大部分战争发生在西西里西部，经济来源没有受到严重破坏。 公元前241年，罗马在艾加迪群岛海战中获胜，迦太基不得不撤出西西里、撒丁尼亚和意大利之间的所有岛屿，交出所有战俘，并同意向罗马支付高额赔偿金，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由此在与罗马的战略竞争中从均势走向劣势。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尽管战场上死伤惨重，但国力没有受到根本的冲击。 通过战争，除了和迦太基战斗以外，没有分散罗马能量的威胁。 没有意大利北部高卢人的入侵，没有意大利同盟国的反叛，也没有与亚得里亚海各国的纷争。 这一时期罗马国内的社会压力(民众对债务水平以及能否获得法律和政治权利的普遍不安)也处于低位。 这些情况、结构|罗马最终赢得战争的基础。 战争结束后，罗马在西西里和撒丁尼亚设立行省，解除高卢等意大利北部的威胁，将边境线向北推向阿尔卑斯山，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同时，迦太基也同样利用双方停战的时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实力。 除非受到罗马永久的破坏，否则迦太基被证明有能力再次变强。 迦太基首先平息了西西里和北非的反叛，然后在西班牙开辟了殖民地。 这样就获得了广阔的商贸和产品市场，不仅可以在这里养活军队，还可以向迦太基汇款作为未来战争的准备金。 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成功开发以及由此带来的实力恢复，使罗马有了发动新战争的信心。 公元前220年汉尼拔决定远征罗马时，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几乎一半的土地，拥有步兵6万人，骑兵8，000人，大象200头大军，巨大的矿业生产提供了充分的经济保障。 ( )
如果说第一次布匿战争还是基于土地归属的计划外战争，那么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9年(公元前201年) )就是由衰落的主导国对崛起国发动的有计划的预防战争。 迦太基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自己的生存。 战争初期，罗马军队相继败退。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军队在康奈战役中大胜，至少5万罗马及其盟国士兵阵亡，数千名士兵被俘，意大利南部许多原本效忠罗马的城市相继倒下。 但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仍然没有选择投降，坚决拒绝汉尼拔派去和谈的使者进入罗马城。 )
坎宁战役后，罗马迅速调整战略，避免与汉尼拔正面作战，将战争拖入消耗战。 孤立的军队深入汉尼拔获得军事资源的主要途径是当地临时流亡者提供的援助。 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汉尼拔很难得到更多意大利城邦的支持，一些原本投降的城邦重新加入了罗马阵营。 在这种形势下，汉尼拔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己方此前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无法真正打击罗马的实力基础，仅靠自己和意大利的友军是无法完全征服罗马的。 但是，当他向国内请求援助时，国内和平派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在消耗战的背景下，胜利天平自然倾向于更具资源可持续性的罗马一方。
第二次布匿战争也同样给罗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消耗，政府曾经连军费开支都来不及。 对此，罗马正在进行经济和军事改革，包括重组货币体系、建立国家储蓄机构、提高税率、强制对富裕阶层征收累进税、扩大军队招募对象|范围等。 这些改革帮助罗马人克服了经济困难，公元前204年，他们先后打败了布利斯斯基皮奥执政官率领的3万大军、40艘战舰和400艘运输|船，成功远征迦太基本土。 不仅如此，在第二次布匿战争间隙，罗马从公元前211年到公元前205年与马其顿交战。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成功阻止了马其顿的扩张，迦太基舰队无法利用外星人和希腊港口攻击意大利。 这些表明，尽管战争消耗严重，但还没有达到罗马可用资源的极限。
最终，第二次布匿战争再次以罗马胜利告终，迦太基放弃了非洲加拿大以外的全部领土，只剩下10艘舰船。 虽然事实上失去了继续参加大国战略竞争的资格，但罗马正式确立了在中西部地中海地区的霸权。
由于与迦太基的两次战争都胜利了，自身消耗在允许范围内，罗马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 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经历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97年)、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92年(公元前188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年(公元前168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40年罗马之所以能够继续采取扩张战略，继续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将新征服的土地迅速合并为一体，有效地从新征服的土地上提取人力和物质资源。 这种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战争成本|的限制，在与对方的军事对抗中笑到最后。 这种正面的反馈，反而尊崇罗马的进攻，用武力形成和加强了好战的民族文化。 ( )
(三)雅典和斯巴达
在晋与楚、罗马与迦太基两种情况下，战略分布的初始状态都是HH战略占主导，但由于战争成本的制约情况不同，两者的演化过程和结果不同。 我们需要马上考察另一种情况：在初始状态为高清战略占主导的情况下两极战略竞争的演化过程。 因此，在本节和下一节分别考察雅典与斯巴达、美国与苏联的战略竞争过程。
|公元前479年波斯入侵希腊失败后，雅典迅速崛起。公元前457年，雅典在奥诺斐塔(Oenophyta）战役中击败玻俄提亚（Boeotia）,随后埃伊纳岛（Aegina）投降成为雅典附属国.雅典的扩张由此达到顶点。但随后，雅典的埃及远征军被歼灭，这促使雅典放弃了在希腊本土的进一步扩张。公元前446年，雅典和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 。 《和约》 规定，雅典放弃在伯罗奔尼撒所取得的据点；如果出现争端，只要双方中任何一方愿意将其提交仲裁，则另一方不得对其发动武力攻击；双方须保持本《和约》 缔结时各自的同盟状态，任何一方的盟国发生背叛并转投另一方，即视接受该国的一方违背本《和约》 ;中立国可根据自己意愿加入其中一方。
| 《三十年和约》 不仅正式确立了雅典和斯巴达海陆分治希腊世界的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它明确规定了两个大国防御性的行为规则。修昔底德将《和约》 签署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段时期描述为双方积蓄力量伺机向对方发动决定性打击的准备时期，这一看法与当时的史实不符。真实情况是，这段时期雅典和斯巴达都恪守了和约，均表现出明显的|保持现状倾向。
与人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从《和约》 签署到公元前433年，雅典并没有四处扩张，而是表现出明显的维持现状偏好。 公元前446/445年，数度被毁的意大利南部城市锡巴里斯（Sybaris）的幸存者向雅典和斯巴达提出帮助其重建城池的请求，雅典积极回应并帮助其建立了名叫图里（Thuri)的新城，但这座新城并不隶属于雅典，而是一个泛希腊化的城市，在组成其人口的10个部落中，只有一个是雅典部落。随后大约在公元前42/41年，图里卷人与斯巴达旧殖民地塔拉斯（Taras）的战争并且失败，但雅典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如果雅典建立图里是出于帝国的扩张，很难解释它为何会听任其输给斯巴达的殖民地。公元前434/433年，图里爆发内部冲突，雅典和斯巴达都声称图里是自己的殖民地，当时科林斯与科基拉（Corcyra）已经因埃比达姆诺斯（Epidamnus）内战而处于敌对状态，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就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仍然同意图里诉诸德尔菲神谕的仲裁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与雅典相似，斯巴达在公元前446—433年这段时期没有增加新的盟国，|也没有进行针对雅典的战争准备。 公元前440年，雅典同盟的两个成员国萨摩斯(Samos)和米利都(Miletus）爆发战争，米利都惨败遂向雅典求援。
雅典因此派舰队前往萨摩斯，推翻了原有的寡头政权，建立民主政权。但在|雅典军
队撤离萨摩斯后,一些萨摩斯人与波斯总督皮苏特涅斯密谋,重新夺| 回萨摩斯政权,并将俘获的雅典在萨摩斯的驻军交于皮苏特涅斯。受其影响,拜占庭人也宣布反叛雅典。①这一事件对雅典构成了极大威胁:萨摩斯 本身就拥有强大的海军,拜占庭的反叛更有可能在雅典帝国内部引发连锁反应,最重要的是,萨摩斯人同时还在寻求伯罗奔尼撒的支持。这一切的关键都取决于斯巴达的态度,如果没有斯巴达的支持,雅典的大多数臣邦不会| 冒险与雅典开战。②可以说,雅典从来没有像这时那样濒临被反叛的盟国打败的危险。③然而,从公元前433年科林斯人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发言可以| 看出,当时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对于是否援助萨摩斯人意见不一,而斯巴达则至少默许了反对派的意见,并没有趁此机会对雅典采取任何行动。①
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两年,雅典和斯巴达对战争依然非常犹豫 和谨慎。公元前433年,科基拉殖民地埃比达姆诺斯发生内战,埃比达姆诺| 斯民主派求助科基拉未果,转而求助科基拉的母国科林斯,由此引发科基拉 和科林斯的冲突。科基拉代表出席雅典公民大会请求雅典提供援助,雅典人的第一反应是拒绝。⑤即使最终雅典决定与科基拉结盟,也明确将同盟的性质限定为\"防御性同盟\"(epimachia）,以避免违反《三十年和约》⑤,并且只派出一只10艘战船组成的小型舰队⑦。所有这些都向斯巴达释放出雅典无意于战争的信号。①
与雅典一样,从科基拉危机开始,斯巴达一直非常谨慎,努力避免卷入与雅典的直接军事冲突。在科基拉寻求雅典援助的同时,科林斯也希望斯巴达提供哪怕少量象征性的兵力,但出于对战争的谨慎,斯巴达在这次事件 中没有为科林斯提供任何援助。② 在琉基姆尼(Leucimme)战役之后,斯巴| 达要求科林斯通过谈判或仲裁解决纷争。③ 公元前432年,在科林斯的游说下斯巴达终于决定向雅典开战,但即使到这时,斯巴达对战争依然是谨慎和犹豫的。它首先去德尔菲问卜,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向雅典派出3个外| 交使团,其中有两个都可视为斯巴达为达成和平解决方案、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
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主观上都不愿与对方开战因而尽力保持克制,但在盟国的唆使和权力动机的驱使下,斯巴达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向雅典开战。
与古希腊世界大多数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所要争夺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对方 的领土,而是对方乃至整个体系对自己领导地位的承认。⑤斯巴达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听从科林斯等盟友的请求而拒绝向雅典宣战,自己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就有可能分崩离析,这是其无法承受的。
公元前432年,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代表明确警告说,如果斯巴达听任雅典在墨伽拉（Megara）和波提狄亚（Potidaea）的挑衅而无视盟友的援助诉求,那么这将意味着\"将你的朋友和族人出卖给他们最大的敌人,并迫使我们其他盟邦在绝望中寻求加人其他的同盟\"①。科林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成员,一旦真的背叛斯巴达甚至倒向雅典一方,将会引发连锁反应,使得墨伽拉等其他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背叛同盟,这将对斯巴达的实力和影响力造成重大打击。②更重要的是,如果斯巴达拒绝科林斯的援助请求,将向外界释放一种负面信号,使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和雅典人都认为斯巴达是软弱的,从而使雅典人更加大胆,并使伯罗奔尼撒联盟更加涣散③,斯巴达人从其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在希腊的领导地位也将因此而被削弱④。
此时的斯巴达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同意科林斯的诉求,自己将卷入与雅典的直接战争;而如果拒绝,则将面临同盟解体的巨大风险。⑤然而,对自身声誉和同盟信誉的考量以及失去盟国支持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放大了斯巴达实施武力竞争的利益,使其最终突破了遵守15年的防御性战略,于公元前431年向雅典开战,该两极体系最终以体系战争方式而告|结束。
(四)美国与苏联
在雅典和斯巴达的案例中,尽管两国一开始的互动处于(HD,HD)这种|相对和平的状态,但当竞争所涉利益增大时,HD战略未能抵御 HH战略的人侵,两国最终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大战。那么,如果对抗的成本足够高,大国是否能够抵御利益的诱惑而保持原有的稳定状态呢 本节将考察另一个初始状态同样是 HD战略为主导但竞争成本极其高昂的案例:美苏竞争。
美苏两国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竞争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曾经有过的正面评价,这使得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主要国家从二战结束开始就对战争这个策略选项极为审慎。① 而真正使得美苏两国不仅在主观意图上从未考虑过主动向对方发动战争,而且发自内心地惧怕两国发生直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核武器的出现。随着1945年的\"原子革命\"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热核革命\"的完成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所有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处的世界已经彻底发生了变革,相互摧毁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战争参与者能够在战争结束后幸存。② 核战争所导致的这种极为确定的巨大成本使得战略防御在二战后的大国安全互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③
在核威慑所建立的相互确保摧毁态势下,美国和苏联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在一个问题上两国的目标始终高度一致,那就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之间的一般性战争和核战争。为此,美 苏双方都努力将彼此的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④ 事实上,冷战体系与1945年以前国际体系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冷战时期大国对战争的极端谨慎。从冷战一开始,美苏两国都将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战争作为对外战 略的首要前提。例如,有证据表明,1950年斯大林之所以支持朝鲜发动战|争,是因为他相信此举不会招致美国的反对和介入。①与此相一致地,美苏尽管在全球持续开展激烈的地缘竞争,但都很有\"默契\"地尊重对方的\"后院\"地区。根据国际军事争端数据库（MIDData）的统计数据,1946年至 1991年,美国军事挑战苏联东欧盟国和苏联军事挑战美国拉美盟国的次数均为0。②
在发动战争有可能导致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出于对核战争的 恐惧,美苏两国宁可选择放弃战争,哪怕这么做会使大国间权力对比向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改变③,这是此前的国际体系所不曾有过的④。这一点在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美国对古巴革命的一系列镇压和破坏行动,是导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⑤苏联意识到,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古巴寻求安全保障的需要,苏联将很有可能失去在古巴的影响力。出于保护古巴的目的,赫鲁晓夫于1962年5月做出决定,在古 巴秘密部署核导弹。⑥10月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的举动并做出封锁古巴的决定后,两国冲突迅速升级为随时可能引发核大战的危机。肯尼迪要求苏| 联立即撤出在古巴部署的导弹,而赫鲁晓夫则表示这样做必须以北约从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基地撤出木星导弹作为交换。②
在这场危机中,美苏双方的决策都承受着失去同盟战略信誉的风险。在危机过程中,卡斯特罗给赫鲁晓夫施加了极大的压力。①很显然,苏联如果在与美国的这次对抗中退缩,将很可能失去卡斯特罗的信任。而美国如果同意苏联用其在古巴的导弹与美国在欧洲的导弹做交易,同样等于向全世界宣告美国在苏联压力下退缩了,同时也就意味着美国接受了苏联将古巴导弹与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相提并论的做法。② 然而,尽管两国在这次危机中所牵涉的利益都极其重大,但在核战争的可怕后果面前,两国领导人仍| 然都选择了妥协。最终苏联撤出了在古巴的导弹,而美国则承诺不对古巴实施军事入侵并默许撤出在欧洲的导弹。
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表明,当美苏两个大国有可能因争夺某个小 国而发生直接战争时,避免战争是两国的首要利益。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核武器相互确保摧毁的巨大成本。③ 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两国都深刻认识到避免冲突升级对确保两国乃至全世界安全的重大意义。一位前苏联大使在回顾这场危机的影响时指出:\"对于美苏双方以及各自的领导 者们来说,1962年10月所发生的事情具有极其重大的教育意义。它使得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核毁灭是有可能的,因此外交冒险政策应当被排除在大国 决策选项的范围之外,与此同时,超级大国间应当建立和追求更安全、更具建设性的关系。\"④
事实上,古巴导弹危机的确成了美苏冷战的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在此之前,美苏之间动辄以动用核武器威胁对方,而在此以后,两国再也没有为获取政治、外交利益而对对方发出过核威胁①,冷战也由此进人了长期\"停战\"阶段,在这一阶段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被它们对核力量的恐惧所抑制②,两国之间的直接危机变得罕见和短暂。即使是坚持进攻性战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其进攻性战略在政治领域的核心手段反而是缓和（detente）,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和冲突不应通过战争、不应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来解决\"③。
美苏冷战缓和最突出地体现在核军控领域。④ 古巴导弹危机一年之后的1963年,美苏两国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水下、太空和大气核试验。
1969年,美苏启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SALT）,并于1972年达成《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双方进攻性洲际导弹冻结在现有水平,并对反弹道导弹部署数量做出限制。1974年, 双方又签署《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1979年,双方签署《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强调将双方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减少到2250枚,并禁止新的武器计划产生。⑤ 此外,美苏还于1975年达成《赫尔辛基协定》,就战后欧洲国家边界问题达成共识。①
里根上台后,美国一度重新采取对抗性的对苏政策并重启军备竞赛,这段时期被称为\"第二次冷战\"。①尽管如此,1982年两国仍然参与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START）的谈判。1987年,美苏两国签署《中导条约》,标志着美苏第二次缓和走向高峰。随着戈尔巴乔夫对内改革和一系列裁军撤军政策的实施,美苏对抗逐渐被一种更加合作的关系取代。
(五)宋与辽
宋、辽对峙是研究两极体系的一个理想案例。③ 两国的战略互动经历了|相对和平一相互征战一相对和平—相互征战一持续和平的全部过程,剖析该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观察两极体系下两极战略竞争从冲突到缓和的作用机制。根据序贯访谈法,如果该案例仍未发现超出本文理论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即意味着案例考察已经饱和,可以就此做出结论。
北宋建立之初,试图缓和与辽的对抗,瓦解辽与北汉的联盟,进而争取以赎买方式和平收复燕云失地。④961年,宋太祖敕令边境各州禁止人民越辽境盗马,以免滋生事端。⑤ 但平定北汉是宋统一中原的必要环节,因此宋| 辽还是因北汉问题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968年,宋军趁北汉发生内乱之机进攻北汉,北汉遂向辽求援,辽援军与宋军交战并击退宋军。宋、辽两国互动就此由最初的彼此和平滑向了相互交战。第二年,宋太祖亲征北汉,契丹分两路援汉.两军在阳曲县北和定州以西交战。宋军久攻太原不下后，与此同时,自五代起辽国在与中原王朝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民间,频繁的战争致使幽燕地区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边人畏惧,斥候日警,夫妇男女,不遑启处\"②。在军政阶层,同样存在明显的厌战情绪。951年辽世宗欲联合北汉进犯后周,召集各部酋长集议,\"诸部皆不欲南| 寇\"③。与此同时,在多次军事交手中,契丹也充分认识到宋朝的军事实力。
| 970年,契丹六万骑兵袭击定州,宋派将领田钦祚领兵三千御敌且互有胜负。①宋对辽实力也颇为忌惮,且分化辽与北汉关系对宋平定北汉至关重要。⑤在双方实力相当且均不愿为战争支付过多成本的情况下,974年辽向| 宋致书表达了讲和愿望:\"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 \"⑥宋对此积极响应,最终 达成\"雄州和议\"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⑦这是宋辽两国战略互动中第一次由冲突走向缓和。
尽管如此,宋辽的核心矛盾——幽燕地区的领土归属———并未解决。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战争成本尚未对两国特别是宋构成约束。宋太祖计算了与辽作战的经济成本:\"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首,其精兵不过十万,止不过费我二百万匹绢,则契丹尽矣\"。⑧宋太宗在了解国库已积累的财富后感| 慨:\"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③在宋认为本国在物质资源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其对辽战略很自然地| 逐渐转向强硬。979年,宋太宗在亲率大军征伐北汉前给辽国的答复中明确表示:\"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①
979年宋太宗征伐北汉胜利后,突然决定向辽开战,企图一举收复幽燕, 两国关系再度由缓和转向冲突。最终宋军在高粱河战役中惨败。契丹则受| 此役获胜的激励,于979年和980年先后发动三次报复性进攻,结果双方互有胜负,继续保持原有疆界。②986年,宋太宗趁辽圣宗年幼,发动二十万大军第二次征伐契丹,史称\"雍熙北伐\",结果宋军再次失败。③ 此役过后,宋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①宋高层形成了\"来则御之,去则勿逐\"的战略共识,对辽战略目标变成了\"议定华戎之疆\",\"结好欢和\"。⑤
雍熙北伐后,从988年至1002年,辽多次侵宋,双方始终互有胜负,宋军无力深人追击和围歼来犯的辽军,而辽军也无法成功攻占入侵地区。⑥ 屡次伐宋均徒劳无功,使辽高级将领普遍产生厌战思想⑦,萧太后也\"有厌兵意\"⑧。在此情况下,辽制定了以战促和的对宋方略。③宋真宗继位后,也希| 望与辽结束战争,但宋并没有因此在领土问题上对辽妥协退让,而是选择在强硬回击辽军事入侵的基础上对等求和方仍是互有胜负。两国边打边谈,最终于1005年1月在擅州达成和议,两国各以战前疆土为界,宋每年为辽提供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银,史称\"擅渊之|盟\"。① 两国关系再次由冲突走向缓和。
渲渊之盟得以达成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宋、辽势均力敌。②双方均无法在军事上完全压制对手,而双方又都不愿继续承担战争的成本,这种状态在擅|渊之盟之后一直得以维持,从而造就了宋辽两极长达120年左右的和平。
当然,任何双边关系在两国长期共存和互动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起伏波动,宋辽也不例外。1041年,辽兴宗乘宋与西夏交战之机,遣使向宋提| 出索取关南地区的要求,被宋坚决拒绝。经过反复谈判,双方于1042年9月达成协议:宋增加二十万岁币,辽不再索要关南地区土地,且辽须责令西夏重新向宋纳款。随后辽履行了协议,命西夏与宋议和。③ 该协议的本质是宋以经济手段增加辽改变现状的机会成本,换取辽对两国领土现状的继续遵守,并借助辽国制约西夏。1043年,西夏向辽提议联合侵宋,被辽拒绝。④在辽有改变领土现状企图的情况下两国依然保持了和平,这除了宋为| 维护两国和平而以经济手段进行交换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两国实力的对比 制约了辽对攻宋的收益预期,从而使军事扩张无法成为辽对宋的演化稳定 战略。富弼入使辽国时曾问辽兴宗:\"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法 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 \"辽兴宗回答说:\"不能。\"⑤辽| 臣萧孝穆也提醒辽兴宗,与宋交战\"胜败未可逆料\"⑥。由此可见,一旦两极战略竞争稳定于(HD,HD)这种和平模式,那么只要成本价值比不发生性质改变,这种和平模式就能够抵御两国决策者主观意图的临时干扰而继续保持。
五、结 论
根据定义,战略竞争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在互动中进行的。既然是互动,就必然会承受阻力。就像物理世界中摩擦阻力永远不会为零一样,只要开展战略竞争,就必须支付成本。假如两极战略竞争是\"\"一场大战定胜负\"| 的一锤子买卖,那么相对于竞争目标价值的竞争成本对竞争本身所具有的\"刹车\"作用就很难显现,因为单轮的讨价还价（bargain）总是有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和承诺问题而陷入缺乏效率的冲突或战争。①而如果两极战略竞争是两极长期共存下的多轮博弈,那么上述\"刹车\"机制就有机会发挥作用,逐 渐划分出两极各自的利益边界并形成尊重彼此权力范围的规范。②现实情| 况是,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共存从而形成两极结构理论上可能,历史上多次出现,当前正在发生。
在当今这个大国无战争时代,中美两国无疑将长期共存。从这个意义 上讲,两极体系路径比权力转移路径更适合被用来作为分析当今及未来中美关系的理论框架。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及其他显而易见的因素,使得当 今时代竞争成本与目标价值比的比值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这意味着,如果中美竞争存在宿命,那也只会是\"注定缓和\",而恰恰不会是\"注定一战\"。不过,与美苏及历史上其他两极竞争聚焦于地缘和安全领域不同,|当前中美竞争的主战场是科技和经贸领域,这些低政治领域的竞争尽管也须支付显著的成本,但毕竟不会立即直接威胁两国的主权、政权和国土安| 全,因此中美竞争\"刹车\"效果的显现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 当前我们对两极体系的认识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没有明显进步,而那个时代以美苏冷战这一个案例为经验基础的两极理论甚至对这个案例本身的解释都很难令所有人信服。① 面对正在形成的中美两极结构,如果继续以这样样本奇少、漏洞明显的陈旧理论为分析工具,很可能会对我们对中美战 略互动的认识及政策制定产生误导。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学者已经为加深 人类对当时两极体系的理解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对于21世纪的新一 代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而言,面对当今相似而又不同的国际形势,努力扩充两极体系数据,锐意创新两极体系理论,既是责任,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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